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坑口街是一个小山村。说它是街，它的确是街。
一条黄泥路上沿街遍布有几十户人家，它的确是一条街道。
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小山村。
不仅这地方，整个桃坑乡都是小山村。
茶陵县是湖南省的山区县，而桃坑乡又是茶陵县的山区乡。
也就是说，它是山区。
凡是山区的地方都比较小，稀稀拉拉，山角处遍布几户人家，不是小山村，又是什么？
当年生活在桃坑、江口两乡客家人最高峰时候，似乎有三万余人。
他们分居在深山老林之中，坑口街是整个桃坑乡最热闹的地方。
这里是山民采购生活物资的地方。
非常不容易呀。
当年没有公路，走的都是凹凸不平的山路，最远的村，从家里出发，来到坑口街需要走三个小时的山路，来回一趟需六、七个小时。
绝大部分人都要挑六、七十斤重的东西，出山不容易，回去更不容易，所以很多客家人都非常羡慕居住坑口街上的人。
但是我却始终感觉不到这种羡慕。
相反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却感到了更多异常的目光。
这种目光成分很复杂，有高傲、轻视，更多的是不友善。
当然，不能怪他们。
我们家在客家人群中，是属于异类。
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客家人。
我的母亲是衡南县黄竹乡人。
我的父亲祖籍是长沙苏家托人，但他的父母却居住在衡阳市，成了衡阳人。
茶陵也有少量衡阳人，其中茶陵县移民局长胡松田就是其中之一。
当年，为了父母移民搬迁的事，与他有过几次交道，见面时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们是老乡。
我祖父母是衡阳人，我自然是衡阳人，但我心里认为我是客家人。
后来因为搬迁的事闹得有点不愉快，但他还是记得这份老乡之情。
我母亲因病在茶陵县人民医院住院，他曾计划来看望一下，后来因为我们去了长沙没有看成，但还是打电话说明了此事，弄得鄙人听了心里格外的温暖，至今回忆起来，还是有点激动！
胡局长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但这样的人，在客家人群却比较少。
客家人讲究的姓氏、宗族势力、家庭背景等等，尤其是看你家里有没有人。
而我父母没有。
我父母没有兄弟姐妹，也没有亲戚，在桃坑乡，就是他们两个人。
当然，父亲有一个哥哥在衡阳，但有精神病，没有任何来往，也就等于没有兄弟。
家里有一个阿家，但从小就与父母失和，等于没了亲人。
一对身处异乡的夫妻，没有任何亲人帮衬，生活自然十分的艰辛。
当然，可能还不是物资方面，父亲有正式工作，有稳定收入，在吃的方面不是十分的苦。
主要是精神方面。
我记得很清楚，春节时分，家家户户都是走亲访友，不时响起鞭炮声，因为客家人有一个传统，来了客人会放鞭炮欢迎。
而我家没有。
我们家始终冷冷静静。
我们一家都十分无聊地待在家里，看别人的热闹。
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一天天长大了。
最终有一天，我要离开这个小山村。
去的地方是山民们十分羡慕的地方。
湖南的省会城市长沙。
当年，交通不便，山里人去一趟城市非常不容易，有的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县城。
所以，当地流传一句话：夜里梦到长沙，醒来跌倒床下。
可见长沙在山里人心中的地位。
很多山里人去不了的地方，结果我去了，并且定居在这里，让很多人羡慕，也让许多人不舒服。
但我还是要走了。
我虽然走了，但还是有人立下预言：我走了，但终究会回来的。
他们盼望的结果是，犯事回来，开除回来。
一句话，非常不光彩地回来。
其实，有此想法的人也很正常。
毕竟我家无权无势，无兄弟姐妹，无宗族势力，不是客家主流，这样的人家怎么可能有出息？！
尽管我证明了我的存在，但有的人还是不服气，在我家人面前，理直气壮地用他的儿子来比：你放心，我的儿子肯定比他强，至少十倍以上。
在他们的认知里，既然我可以在长沙生存下来，他的儿子百分百可以在长沙叱咤风云。
他们来没来，我不知，但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不屑。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踏上了去省城的山路。
当年，天空中飘着淡淡的雨花，还有凌厉的寒风，地面非常湿滑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摔得手脚朝天。
最关键的是，去县城的公路断了，需要走十五里路才有班车。
早早的，我就起来，踏着泥泞的山路，跌跌撞撞，朝东江方向奔去。
这里有班车去县城，然后搭车去省城。
虽然我走了，但我的亲人依然生活在这里。
他们心里都燃起了希望，希望我能带着他们走出这个小山村。
他们给予了我最大的期盼！
其实，最开始的省城生活是异常艰难的。
很多人以为在省城工作，至少有固定的住所，而我没有。
在建筑公司工作的人，百分之九十都没有固定的住所。
都是接下一个项目，然后就在工地上建简易的工棚，几十号人就住在里面。
项目结束了，又去下一个项目，又住在油毛毡搭建起来的工棚。
有的工人工作了一辈子，也没能住上楼房。
他们退休后，就离开单位，回到当年离开的山村，在这里老死一生。
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老了，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回到我当初离开的小山村。
这是每个建筑工人的宿命。
这样的结局，我非常不甘心。
因为背后还有我亲人渴望的目光。
他们处境跟我一样，差不多也是暗淡无光。
他们多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啊！
但他们无能为力，只能苦苦地煎熬。
如果我就这样回来了，我们家的生活将是异常的悲惨！
我意识到了我身上的担子。
然而，工地生活是非常艰苦的。
我虽然生活在小山村，但干的活不多，最多每星期去山上砍一次柴，砍多砍少，没人计较。
这里却不一样。
当年机械设备少，大部分建筑材料需要人工搬运。
一块钢模板有三十斤，二块六十斤，我每天需来回搬运十几趟，并且是上下七层楼。
累呀，经常累得眼冒金星。
于是，我想出了一个偷懒的办法，就是上厕所。
当时，我是学徒，是可以请假上厕所的。
虽然只有十几分钟，茅坑里又脏又臭，但呆在里面却是快乐无比。
我终于可以放松了，手脚终于可以自由了。
但内心上却是冰凉一片。
这样的日子何是尽头？！
如果我不改变自己，我就完了，跟着我受累的还有我的亲人。
这时，我的知识拯救了我自己。
鄙人从小就喜欢看书，还不识字的时候，我就喜欢，但山里人看不惯。
他们都不喜欢看书，认为看书无用，特别不喜欢看书的人，称这人是＂书呆子＂。
但我不以为然，依然坚持看。
我从小就看了海量的书。
我没有意识到的是，命运之神已经悄然开启。
正当我深感绝望的时候，我忽然看到《体坛周报》一份招聘启事。
他们需要招聘一名编辑，非常幸运地，我应聘上了，成了该报一名编辑。
当年，报社总编辑是吴午如。
他指定带班的编辑是后来体育报坛风云人物瞿优远老师。
瞿老师是浏阳农村人，大学毕业后分配进入省体委，在《体育周报》任编辑。
瞿老师是农村来的人，对我这个山村伢子没有任何偏见，而是每天带我往《湖南日报》印刷厂跑，教我如何编报纸。
当年《体育周报》没有印刷厂，印刷报纸都在《湖南日报》，没想到几年之后，《体育周报》名声大振，也改名为《体坛周报》。
《体坛周报》的迅速崛起，可以说瞿老师居功至伟。虽然后来他因为经济问题入狱，但历史还是不容否认。
我记得很清楚，当年有一个女记者在《体坛周报》连载了一个稿子，瞿老师给出了二十万元的稿酬，轰动全国。
九十年代，长沙的房价才几百块，可以买多少套房子啊！
这时，我离开了《体坛周报》，因为我办理的是停薪留职，时间到了，我自然需要回原单位上班。
但这段经历对我的以后发展至关重要。
一个建筑工人突然成了全国知名体育报刊的编辑，至少证明了我行。
我自然引起了局高度重视。
局宣传部部长得知后，要调我去局上班，但公司不同意，而是把我留在了公司机关。
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，才真正发生了逆转。
这时，我才明白，人生之成功，是为有准备的人而言的。
一个人既不学习，又不努力，天上怎么可能掉馅饼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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