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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我姥姥十九岁嫁到老袁家，我姥爷姥姥就从我老姥爷的手中接过了那个穷家，从只有一亩薄地开始，开始了他们艰苦创业的日子。等到我娘记事时，家里十几口子人，老袁家已经有了几十亩地、十几头大牲畜，可谓人畜兴旺、生意兴隆、开枝散叶。每到夜晚，农村的夜晚是很黑的，因为没有人家能熬得起洋油，即使点豆油灯也会被人笑话败家。农村的夜晚是很静的，因为人们的肚子里大都清汤寡淡，经不起折腾，所以人们会早早上床安歇。
每到夜晚，在人和村东头的老袁家自不一样，除了要连夜煮羊肉，准备第二天赶集卖羊汤外，我姥姥大都是带领着袁家的女人们纺线、织布、做针线活，卖布也是老袁家的一个生意。
傍黑刚过，几乎家家户户很快就会慢慢静下来，人们早早安睡。而只要到了老袁家的胡同口，就能听到织布机的声音，再凑近点，还能听到嗡嗡的纺花声。一个村子的人都知道，这是老袁家独有的声音，是老袁家的女人们在干活，这会一直持续到深夜。
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娘从五六岁开始学纺花、织布、针线活。
待到我娘嫁到老商家时，她的针线活已经得到了我姥姥的真传，从她众多的嫂子、姐妹们中脱颖而出，在人和村已经到了她说自己的活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地步。
我出生以后，老娘的怀里奶水很少，饿得我就哇啦哇啦哭，这时老娘会用温水沏点米糊炼乳之类的东西给我吃。在那个非常非常穷的年代，褂子烂了找块补丁都难，米糊炼乳之类的在那时可是最为金贵的东西了，是老娘托人到东乡里给捎来的，也是极难吃到的。
我吃得最多的是鸡蛋糊，鸡蛋是买来的，一毛钱三个鸡蛋，蒸得吸溜烂的，再大点就吃煮鸡蛋了。以后的许多年里，我只吃鸡蛋清，不吃鸡蛋黄，我都是那时候吃鸡蛋吃伤的。
我吃得最多的还有一种东西，就是面条。面条是很细很细的那种，每次做饭的时候老娘就在锅边给我下上几根，烂烂的捞出来给我吃。以后的许多年里，我不吃面条只吃面叶，都是老娘那时候把我喂伤的！我哪里知道，这样的白白的细面条是老娘托了王克俭大爷从东乡里给我捎来的。
而为了挣来我这“奶粉”钱，我能吃到鸡蛋、面条，都是老娘纺线织布、纺线织布、纺线织布，织好了布，把布卖掉，换点钱回来再给我买来的。老娘是纯粹的农民，她在那个时代是靠工分谋生的，但她又靠着自己的织布手艺把我喂养大。
万幸的是，等到我妹妹弟弟出生时，老娘的奶水充足，家里的条件也慢慢好起来了。
在那个年代，人民公社大队小队里的农民们是靠出工挣工分，再按工分按人头分粮食的。人们穿衣服是按人头发布票，再到公家的供销社里凭布票花钱买布做衣服的。但既然是凭票供应，物以稀为贵，买也买不多，买也买不起，于是，大多农村的人家会自己纺花、织布，自己家做衣服。
要暖和穿衣就要纺花织布，但土地都是公家的，集体种的棉花都交公了，每家分也分不到多少，于是很少的自留地、田埂上会再种点棉花。但即使这样，每家的棉花也都不富裕。于是，村子里的女人们会联合起来，你家几斤线，我家几斤线，兑在一起摆线、染线、上机、织布。
农村，织布是一件大工程。纺花自是最简单的，但把万千条线连接在一起，织出你想要的花色，的确只有很少的人会做了。
我家，就是村西北的纺花织布中心，一切因为我老娘在。
图个热闹，省点洋油，相互学点手艺，我家的堂屋里就经常摆了其他人家的纺车，到了晚上，大闺女小媳妇的到我家和我老娘一起纺花，凤妮姐、小花姐、燕云姐、翠莲嫂子都经常来。月亮很好的时候，她们也会把纺车搬到当院里，这就和我姥姥家多年前一样。
那时候，家里没有电视机，没有收音机，有的人家连个广播喇叭都没有，很久才能看场露天电影，她们纺花织布，打打闹闹、说说笑笑的，也是非常快活的。许多时候，我就在纺花的嗡嗡声，织布机脚蹬时万千条线碰撞的吭吭声，木梭子芦苇棒的哗哗声中，玩着玩着就睡着了。
经常，夜很深了，天也很黑，纺线的凤妮姐们就有不回自己的家睡觉了。我偶尔醒来，发现睡在身旁的女人，我就会大叫：“我不跟女的睡，我不跟女的睡。没办法，姐姐们就要一阵好哄，答应天明了给我买糖吃。
等到你家有线了，我家有线了，几家要在一块织布了，于是妇女们就会在一起谈论织布的花色，也会这家比那家比的，最后确定大家统一的花色。
花色定了，大家就把自己家的线拿来，都称好了重量后再放在一起。这个时候，在我家的大院子里，大阵仗摆开了。
根据花色，老娘会提前到供销社买来染布的颜料，这一包那两包的，在我家的院子里支上大锅，锅里水烧热了，放进去颜料化开，再把白白的线放进去，用大大的木棒翻腾来翻腾去，热气缭绕的。
各种颜色的线都染好了，就架到我家的大豆条上，架到早就支好的木架上，在阳光下晒干。
每到染布、摆线、上机的时候，我那小脚的姥姥是早就得到口信的，她就会到我家来，担任技术顾问之类的。
我的姥姥，虽是农村人，但脸色白皙，脸上有一颗明显的粉色痦子，使其更显慈眉善目。她老人家去世时，我还小，记不得那颗痦子在脸上哪个位置了。
这个时候，我的老娘是总指挥，声音很大地指挥着几个女人们，很是忙活。
已经记不得这个活叫什么活了，姑且就叫摆线吧，就是把染好的线，摆弄成千百条的经线。记得是把木橛子插在院子中间的地上的，再在院子的两头固定好挂杆，我老娘就牵着一个个纺锤上的线来回走着，转过去绕过来，两只手上千百条线在翻动，很是好看。哪个纺锤上的线抖落完了，再接上一个新的纺锤。
我最佩服的是老娘接线头的时候，两只手都占着，线头伸出来，她用嘴一吸溜，手指头一摆弄，线头立马就接上了，又快又好。
此时，我和伙伴们多半玩疯了般，偶尔会碰到家什。我老娘多半会呵斥，快一边玩去啊，看我忙完了不毁你（打你）。
那时的村里织布机很少，谁家要用织布机的话早就排好了号的。多半，织布机会抬到家里宽绰的人家，我家的堂屋里就经常摆着。几家凑在一起织布的时候，不是这个妇女织布，就是那个姐姐蹬机，家里要热闹很长时间。
白天都是忙着农活，晚上了老娘都会织布到深夜，许多个夜晚，我们都是在织布机的声音中睡去。
一直到织布机上的经线用完了，我老娘会用镰刀来割断，沉甸甸的很大的一卷布就拿下来了，每家再按照兑的线分布。每家，布织好了，都是很高兴的事。
农村的孩子们最常穿的是白线和黄线交织的布做成的褂子。这种黄线是胶泥黄色的暗黄，用的就是那种天然带色的棉花，不用染色，直接纺了线织布。
那年，织好了黄布，老娘就叫人把布给捎到了北边十里处甄庄的甄姨家。大表姐刚买了一个缝纫机，作为营生的手段，正在学活。于是，老娘就叫表姐给我做褂子，而且一做就是两件。当然，老娘捎过去的布是宽绰绰的，人家紧紧手匀出来布，再做一件也够。
我是不用到甄姨家去的，大表姐只用想象着我的个头做就行。农村的衣服那时候没有做得可巧的，都是今年做了，明后年还能穿，自己穿小了再给弟妹穿。
可惜的是，我的这两件褂子没能传给弟弟穿。表姐给做的太大了，下摆都到我膝盖了，像袍子般。于是，我就穿了许多年，一直穿到两只衣袖都烂了，一直到我初中开运动会时，我卷上了破烂的袖子，当运动衣参加了比赛。
布织好了，把布变成衣服更是一个技术活。衣服要穿到外面穿到人前，不只是保暖，要显精神显面子的，再好的布做不好，就太可惜了。
织布的高手，自然也是做衣服的高手。于是，经常有女人到我家，说给孩子们做衣服，不知道式样不知道大小不知道从哪里下剪刀。我老娘就会拿出我们穿过的衣服，放在布上，人家孩子的个子她自然是清楚的，她就会用白粉笔或者有时用坷垃头划线，给人家剪好，人家自己再拿回家缝。
那一年，城里人串联来到我们村里，她们住到南邻的二大娘家里，说要住上一段时间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我的老娘不知道从哪里听闻，来的人里有一个姑娘叫新华，她是城里公家单位领导的女儿，而她的爸爸恰好是我老爹的领导。于是，我老娘从箱子里拿出一块自己织布做好的床单，给新华姑娘送了过去。对于老娘来说，老土布的床单是自己能拿得出门的最好的东西，被她用来拉拢腐蚀人家。
那个时候我老娘都知道走后门了，真不愧娘家是生意人很会算计的，她绝对知道投入和回报的关系的。
土布，是鲁西南农村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，可惜没能在我老家传承下来。
我自小是穿土布衣服长大的，那时的被子、床单也是粗布的，小的时候还嫌土气，睡在上面还觉得剌拉人，待到年纪大了，就觉得还是老土布好，睡着舒服，接地气。
我老娘嫁到商家绝对是下嫁，她出嫁带过来的两个木箱子，木材、做工、式样都很好，我在农村其他人家家里就没有见过那么好的。老娘从娘家陪嫁过来的樟木箱子里有几件压箱底的东西，其中一个就是大床帷幔的挂件，尤其精致、好看。因为配着银质的蚊帐钩子，那就肯定是挂在蚊帐两侧的，上面有乱七八糟的七彩璎珞，有绣着花纹的布条子，这些都缝缀在一个彩球上，彩球则是这件堪称艺术品的神韵所在了。彩球约摸拳头大小，是用彩布缝好的花瓣，一瓣一瓣拼好的，用了许多的花布、许多的彩线，玲珑剔透、色彩斑斓、光彩夺目。做这个东西，不但要有高超的针线活，还要有很高的设计水准，最为重要的是雅俗共赏，体现了制作者非常高的艺术品味。我觉得关键还是家里富裕，老袁家的家底确实厚。
这个彩球配着彩穗，和蚊帐钩子一起，浑然一体，即便单独拿来也可算作一件艺术品。但这只是床上用品中的一件，我常想，这样的蚊帐钩子要配怎样的蚊帐，要配怎样的床，睡在这样的床上该是什么样的人啊，在这床上睡着肯定天天晚上做美梦。
老娘的针线筐子里有一个针线包，里面装着的全是各种彩色的线，想必就是缝制彩球的，但我再也没有见她缝制过。她说，这是结婚的姑娘陪嫁时带的。生在解放后长在红旗下的我等，从未见过谁家姑娘有此陪嫁，想来许多年前，有着几十亩地做着生意的老袁家才会有此物品吧。
这个彩球堪称是我老娘针线活的代表作，凭此可遥想老娘年轻时做针线活的模样，那时的她是生活在一个富足忙活、人丁兴旺的大家庭里。
这个彩球肯定被老娘放在了哪个地方，有空了找找，珍藏起来。
记得，放学了，邻居姐姐腋下夹着课本，从我家门前走过，那时候有的穷人家的孩子连个书包都没有。天上飘着雪花，落在她的身上，她趟着深深的雪，踏拉着一双大鞋，抄着手，冻得颤颤栗栗的。她穿的鞋子太大了，从后面看露出很大一块冻得红红的脚后跟。
那时，许多农村的家庭，因为穷，没有多余的钱为儿女们置办衣服、鞋子；因为农活忙，农村的人家儿女又多，每个孩子不能都照顾得很好；也因为自己的活计不好或懒，针线活就做得少，孩子的穿着就窘迫了许多。而这样的情景从未在我和弟弟妹妹们身上发生过，因为每年老娘都为我们做鞋。
老娘做鞋，模样好，针脚密，可脚舒服，穿上新鞋神气得很。她做鞋时也并不要量你的脚，自己孩子的脚，脚型、大小、胖瘦熟记在心，一做一个准。
记忆最深的是冬天穿的棉鞋，待我稍大时，老娘最经常用的是黑色的灯芯绒布，不用系带的一脚蹬老头鞋，每次穿上都是可脚、暖和，黑绒绒的布面配上白白的鞋底，两片鞋面之间镶着一条黑亮亮的皮子，立马人就精神许多。见多了小伙伴们穿的鞋子，谁家的都不如我的鞋好。
老娘做鞋也像做衣服一样，她有一本书选，只是不是学习用的，里面夹着许多鞋样子，谁家有找来的，讨要鞋样子的，她就再找张纸，依样剪下来，找鞋样子的人就手掂着样子纸回家了，回去后自己再比着做。
待到我和弟弟妹妹长大，没有人会穿布鞋了，于是老娘就为她的孙子们做了一双又一双的鞋子。小孩子们穿的鞋子，老娘很会搭配，花花绿绿的颜色，什么布料都有，即便是用农村大集上最土的布料，但每双鞋穿在孩子的脚上都好看。孩子们的鞋子都是不会穿烂的，脚长大了，鞋子穿不上了，但模样还是那样周正那样俊，鞋面还是那样干净那样新。
鞋子一双一双地做着，孩子们就又长大了，我的老娘就慢慢变老了。孩子们一个一个扑棱着翅膀飞走了，不再穿奶奶做的鞋了，奶奶把一双一双鞋收拾起来，用绳子拴成了很大的一嘟噜，挂在老家的土墙上。老家土墙上的鞋子，有许多家人们欢乐和幸福的印记，承载了许多难忘的岁月，承载了老娘对孩子们的疼爱。
离开老家年头日久，老娘念叨着要回老家住几天，于是收拾了一些日常用品，我们就把她送到老家。
老家在人和村的北门，堂屋五间，配房三间，许久没住人了，到处又乱又脏，尘土落得很厚，拉着蜘蛛网，妹妹和我媳妇忙着收拾。
收拾西堂屋的时候，她们从大立柜里拾掇出了一堆小衣服，东堂屋的土墙上挂着一大嘟噜小鞋子也给摘下来，全都挂在豆条上晒太阳。
这些全是几个小孩子穿过的裤子、褂子、背心、坎肩、毛衣、鞋子。两个人一个个地翻腾着、点评着，这个是这个孩子的，那个是那个孩子的。
这里面是孩子的童年，是孩子们的欢笑哭闹，也充满了她们初为人母的甜蜜、自己曾经年轻的记忆。
最后，两个人你捡一件我挑一个的，各自都收拾了一包，说要带回去，以做纪念。
这些小孩子的衣物，大多是我老娘为自己的小孙子们做的。
那天，在家里，看见老母亲膝头摊着针线活，她说自己做个小褥子，看电视冷的时候就在身上搭搭。她做着的小褥子就是用的许多许多年前自家织的旧棉布，一年年洗得都掉色了，还舍不得扔。
耄耋老人，还能戴着老花镜做点针线活，这既是老人家的福，也是儿女的福。
犹记得，月光下，老娘转动纺车，劳累、孤寂的身影；犹记得，夜深了，老娘还在一梭一梭地织布，每每熬到很晚；犹记得，油灯下，老娘不时将银针在自己的头发上划过，一针一针地赶制衣衫；犹记得，老娘辛苦持家、受苦受累的许多个这样的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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