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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元十七年的长安，春来得早。曲江池边的柳丝刚抽了嫩黄，风里就飘着股子甜丝丝的暖意——那是西市巷口卖糖蒸酥酪的担子，混着姑娘们发间的兰花香，裹着整个长安城的热闹，往朱雀大街的方向漫延。王维骑着马从晋昌坊出来，马背上搭着卷刚裱好的宣纸，是准备给母亲画佛像用的。刚过平康坊，就听见巷子里传来琵琶声，调子清越，弹的是《郁轮袍》——那是他早年写的曲子，寻常乐工弹不出里头的转折，这琵琶声却把乐句里的轻愁弹得恰到好处，像春雨落在青瓦上，不轻不重，正好敲在人心尖上。
他勒住马，顺着声音往里走。巷子深处有座小庭院，朱漆门虚掩着，琵琶声就是从院里飘出来的。他推开门，看见个穿月白襦裙的姑娘坐在葡萄架下，手指在琵琶弦上翻飞，发间别着支玉簪，阳光落在她发梢，镀了层浅金。听见动静，姑娘抬头，眼里带着点诧异，却没停手，反而把最后一段调子弹完，才轻轻拨断余音。
“阁下是？”姑娘起身行礼，声音跟琵琶声一样清润。
王维回礼，指着她的琵琶笑：“听闻姑娘弹的是《郁轮袍》，在下王维，正是这首曲子的作者。”
姑娘眼睛亮了亮：“原来您就是王摩诘先生！我叫崔九娘，常听家父说起您的诗画，今日得闻先生亲至，实在荣幸。”
后来王维才知道，这崔九娘是博陵崔家的嫡女，父亲是前朝的国子博士，家里藏了满架的书和古画。
那天他们聊了一下午，从音律说到丹青，崔九娘拿出自己画的《秋江待渡图》，笔意疏朗，竟有几分吴道子的风骨；王维也给她看自己刚画的佛像草稿，崔九娘指着佛像的衣纹说：“先生这线条用的是‘兰叶描’，要是再添点淡赭石，衣袂会更显飘逸。”
这话说到王维心坎里了。他见过不少大家闺秀，要么只懂描眉画鬓，要么就只会背几句应景的诗，像崔九娘这样懂画懂乐、能跟他聊到一块儿的，还是头一个。临走时，崔九娘送了他一罐酿的桂花酒，说：“先生若不嫌弃，改日可来院里品画论琴。”
王维揣着那罐桂花酒，骑马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风里都带着桂花香。他想起母亲前几天跟他说的话：“博陵崔家有个姑娘，知书达理，跟咱们家也算门当户对，要不要见见？”那时候他还推脱说“先忙学业”，现在倒觉得，这门亲事，或许是天意。
没过多久，两家就托了媒人说亲。订亲那天，崔九娘送了王维一个锦囊，是用蜀锦缝的，上面绣着双鲤戏莲，针脚细密，连鱼鳞的纹路都绣得清清楚楚。她红着脸说：“听说先生常出门游学，带着这个，就当……就当我陪着你。”
王维把锦囊揣进怀里，摸了摸，软绵绵的，像揣了团暖玉。“等咱们成婚，我给你画幅《双鹤听琴图》，就挂在卧室里。”他说。
成婚那天，长安下了场小雨，空气里飘着香烛和花瓣的味道。王维穿着大红的婚服，牵着崔九娘的手跨过火盆，看见她盖头下露出的指尖，还在轻轻攥着裙摆——跟那天在葡萄架下弹琵琶时的紧张模样，完全一样。揭盖头的时候，崔九娘的眼睛亮得像星星，她轻声说：“摩诘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”
王维点头，把她的手攥得更紧：“嗯，一家人。”
婚后的日子，比王维想象的还要暖。他们住的院子不大，却被崔九娘打理得井井有条：春天在廊下种满牡丹，夏天架起葡萄架纳凉，秋天采了菊花酿酒，冬天就围炉煮茶，看窗外的雪落在梅枝上。
每天清晨，王维还没醒，就听见外间传来研墨的声音——崔九娘在给他准备当天用的颜料。他起身出去，总能看见她坐在案前，穿着素色的襦裙，头发松松挽着，手里拿着块细布，正细细擦拭砚台。“你再睡会儿，墨还得等会儿才好。”崔九娘回头，眼里带着笑。
“睡不着了，陪你一起。”王维走过去，从后面轻轻揽住她的腰，下巴抵在她发顶，闻着她发间的兰膏味——那是她每天早上都要抹的，说“兰香清润，闻着心静”。
有一回，王维要画《双鹤听琴图》，铺好宣纸，却总觉得鹤的姿态不对。崔九娘凑过来看了看，说：“你看院里那两只鹤，抬头时脖子是弯的，不是直的。”说着拉着他到院里，指着笼中的双鹤：“你瞧，它们听你弹琴的时候，就是这样歪着头，像在琢磨调子呢。”
王维盯着鹤看了半天，恍然大悟。他回屋提笔，崔九娘就站在旁边，帮他递颜料、洗笔。画到琴柱的时候，王维蘸了深墨，崔九娘连忙拦住：“等等，琴柱是檀木做的，该用赭石加墨，这样才温润。”
她拿过笔，蘸了点淡赭石，轻轻在深墨里调了调，再画上去，琴柱果然多了几分木质的纹理，看着就像真的一样。
“还是你细心。”王维笑着把笔递给她，“剩下的你来补，你画的鹤眼睛比我有神。”
崔九娘也不推辞，接过笔，蘸了点藤黄，在鹤的眼睛处点了点——瞬间，那两只鹤就像活了过来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展翅，朝着琴声的方向飞去。
画完的时候，夕阳正好落在画纸上，给鹤的羽毛镀了层金边。崔九娘靠在王维肩上，轻声说：“以后咱们老了，就把这幅画带在身边，看见它，就想起今天。”
王维把她搂紧：“好，咱们一辈子都带着。”
那年秋天，王维要去洛阳游学，得走半个月。出发前一晚，崔九娘在灯下给他收拾行李，把几件厚衣服叠得整整齐齐，又把那个双鲤锦囊拿出来，里面装了些晒干的桂花和几颗红豆。
“这红豆是我上个月去曲江采的，听说叫相思子，你带着，想我的时候就看看。”她把锦囊系在王维的腰带上，手指轻轻摸了摸上面的鲤鱼，“路上小心，我在家等你。”
王维点头，把她拉进怀里：“我很快就回来，给你带洛阳的牡丹糕。”
在洛阳的那些天，王维每天都把锦囊带在身上。有回跟朋友去龙门石窟，看见石壁上的佛像，想起崔九娘说过想来看，就掏出纸笔，画了幅石窟的速写，打算回去给她看。
晚上在客栈里，他摸着锦囊里的红豆，就想起崔九娘在葡萄架下弹琵琶的样子，心里暖烘烘的——原来思念不是苦的，是甜的，像她酿的桂花酒，越品越香。
回来那天，王维刚到长安城门口，就看见崔九娘站在树下等他，穿着他临走时给她买的粉紫襦裙，手里提着个食盒。“你可算回来了！”她跑过来，接过他手里的行李，打开食盒，里面是刚热好的胡麻饼，“我知道你路上饿，特意给你留的。”
王维咬了口胡麻饼，酥香满口，比洛阳的牡丹糕还好吃。他牵着崔九娘的手往家走，说：“我给你带了洛阳的胭脂，还有幅石窟的速写，你肯定喜欢。”
崔九娘笑眯了眼：“我才不稀罕胭脂，我就稀罕你回来。”
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，转眼到了开元十九年的冬天。崔九娘怀了孩子，五个月了，肚子微微隆起，穿的襦裙都比以前宽松了些。
每天晚上，王维都要坐在床边，轻轻摸着她的肚子，听里面的动静。“你说，是男孩还是女孩？”崔九娘靠在他怀里，声音软软的。
“男孩女孩都好，像你就行。”王维低头，在她额头亲了亲，“要是女孩，就叫阿鸾，像你一样会弹琴；要是男孩，就叫阿鹤，像咱们画里的鹤一样精神。”
崔九娘笑着点头：“好，就听你的。”她从枕头下拿出块布，上面绣着个小小的虎头鞋，“我给孩子绣的，你看好不好看？”
王维拿起虎头鞋，针脚细密，老虎的眼睛用黑丝线绣着，圆溜溜的，特别可爱。“好看，咱们孩子穿上，肯定是长安最俊的娃娃。”
那时候，他们谁都没料到，幸福会这么快就碎了。
腊月二十三那天，崔九娘肚子疼，稳婆来看了，说怕是要生了，让王维赶紧准备热水和干净的布。王维慌了神，一边让下人去请大夫，一边守在产房外，听见里面崔九娘的惨叫声，心像被一只手攥着，越攥越紧，疼得他喘不过气。
“夫人，再加把劲！孩子快出来了！”稳婆的声音传出来。
“摩诘……摩诘……”崔九娘的声音带着哭腔，虚弱得像根随时会断的弦。
王维贴在门上，声音发抖：“我在呢，九娘，我在呢！你撑住，咱们还要看孩子长大呢！”
里面的惨叫声停了，只剩下稳婆的惊呼声。王维心里一沉，推开房门冲进去——崔九娘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眼睛紧闭着，嘴角还带着点血迹；稳婆抱着个小小的婴儿，那孩子一动不动，脸色青紫。
“夫人……夫人她大出血，没保住……”稳婆跪在地上，声音发抖，“小公子也……也没了……”
王维僵在原地，看着床上的崔九娘，又看看稳婆怀里的孩子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走过去，伸手想摸崔九娘的脸，却又缩了回来——她的手还是软的，可没有温度了；她发间的兰膏味还在，再也不会有人笑着跟他说“摩诘，墨磨好了”。
“九娘……”他蹲在床边，声音嘶哑，“你不是说，要跟我一起看孩子长大吗？你不是说，要带着《双鹤听琴图》养老吗？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……”
没有人回答他。窗外的雪，无声无息地落着，落在窗棂上，融化成水，像在哭泣。
崔氏下葬那天，长安下了场大雪，把整个长安城都盖白了。王维穿着孝服，站在墓前，手里攥着那个双鲤锦囊，里面的红豆硌得他手心疼。他看着墓碑上“河东王氏妇崔氏之墓”几个字，想起他们成婚那天，她笑着说“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”——现在，一家人，就剩他一个了。
从那以后，王维像变了个人。以前爱笑的他，再也没怎么笑过；以前爱弹的《霓裳羽衣曲》，再也没碰过——那是崔九娘最爱听的曲子，他说过“自卿别后，不作霓裳羽衣曲”，刻在竹简上，放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。
每年上元节，别家都张灯结彩，王维却只在案头点上一盏灯，再点上苏合香——那是崔九娘最爱的香，以前她总说“这香暖，冬天点着不冷”。香雾袅袅升起，他就坐在案前，拿出《双鹤听琴图》，一遍遍地擦，擦得画纸都快起毛了。
有回下人进来送茶，看见他对着画发呆，眼泪落在画纸上，把鹤的羽毛晕开了一小块，他连忙用袖子擦，却越擦越花，最后蹲在地上，像个孩子似的哭了。
过了几年，王维把母亲接到辋川隐居。那里有山有水，跟长安的热闹不一样，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竹林的声音。
他在院里种了棵红豆树，是从曲江移栽来的，每年秋天，红豆落下来，他就捡起来，放进那个双鲤锦囊里——里面的红豆越来越多，锦囊也越来越沉，像装着他这一辈子的思念。
有回裴迪来辋川看他，两人沿着辋川河散步。裴迪指着河边的柳树说：“摩诘，这柳树长得好，春天来的时候，肯定特别好看。”
王维看着柳树，却想起崔九娘当年在长安院里种的柳树，春天的时候，柳丝垂下来，她总爱站在树下，伸手去够那些枝条。“以前九娘也喜欢柳树，”他轻声说，“她说柳丝软，像姑娘的头发。”
裴迪没说话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走到红豆树下，王维捡起一颗落在地上的红豆，递给裴迪：“你看，这红豆，还是她当年教我认的。”
裴迪接过红豆，红得像血，攥在手里，沉甸甸的。他知道，王维这心里，始终装着崔九娘，谁也代替不了。
有一回，王维得了场重病，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间，听见外面传来琵琶声，弹的是《郁轮袍》。他一下子坐起来，以为是崔九娘回来了，挣扎着要下床，嘴里喊着“九娘，是你吗？”
下人连忙扶住他：“老爷，是隔壁的姑娘在弹琵琶，不是夫人……”
王维的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。他靠在床头，看着窗外的红豆树，轻声说：“我想她了……”
那天晚上，他让下人把《双鹤听琴图》挂在床头，又把那个双鲤锦囊放在枕边。他摸着锦囊上的鲤鱼，想起崔九娘缝锦囊时的样子，手指在针脚处轻轻划过——那时候她的手指还很细，绣鲤鱼的时候，总爱皱着眉头，生怕绣错了一针。
“九娘，我等不了多久了，”他轻声说，“等我走了，就把这幅画和这个锦囊跟我一起埋了，到时候，咱们就能再见面了。”
开元二十九年，王维七十一岁。临终前，他让下人把那个双鲤锦囊拿来，拿在手里，眼睛盯着《双鹤听琴图》，嘴角带着点笑。“阿鸾……阿鹤……”他轻声念着，像是在叫孩子的名字，又像是在叫崔九娘。
下人凑过去，听见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：“九娘，我来陪你了……”
后来，有人在王维的墓室里发现了一幅壁画，画的是个执卷的侍女，眉眼弯弯，跟崔氏墓里出土的陶俑长得一样。还有人在他的书箱里找到了那个双鲤锦囊，里面装满了红豆，颗颗饱满，红得像血。
世人都叫他“诗佛”，说他看透了生死，活得超脱。可只有那些见过他对着红豆树发呆、对着《双鹤听琴图流泪的人知道，他这辈子，从来都没什么超脱。
他不过是守着一个人的回忆，在孤独里走了三十年，从青丝走到白发，从长安走到辋川，最后，终于能回到那个人身边。
就像他写的那首《相思》：
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
世人都以为这是写给友人的，只有他知道，这是他写给崔九娘的情书——那几颗红豆，他采了一辈子，也思念了一辈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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