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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肯辛顿的日子，像浸在温吞水里的茶，初时入口是暖意，驱散了过往的寒凉，可久了，便品出几分身不由己的涩，像茶底沉淀的碎渣，硌得人心头发紧。郭楠廷待我，说不上不好。他为我铺陈的路，每一步都踩在“最优解”上——语言学校是伦敦排名前三的私立院校，圣马丁的短期课程更是多少学设计的人挤破头都想进的门槛。不过半年，我的英语已能流利对话，甚至能磕磕绊绊地与他那些学艺术史的朋友讨论毕加索的立体主义；时装设计的草图也渐渐摆脱了最初的生涩，有了自己的风格，那位以严苛著称的导师，某次点评作业时，竟指着我画的山茶花纹样说：“东方的浪漫主义，色彩很大胆，有灵气。”
我穿着他让人送来的衣裳，从羊绒大衣到真丝衬衫，永远合身且品味卓绝，连桑德拉都打趣说：“林小姐的衣柜，比伦敦百货公司的橱窗还精致。”出入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场所——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音乐会、萨奇画廊的预展、切尔西的古董市集，举止间，连自己都能察觉到那份被金钱与环境雕琢出的、日渐自然的优雅。
桑德拉有时会捧着刚熨好的裙子，看着我感叹：“林小姐，您如今这气度，比那些从小养在深闺的千金也不差什么了。”我走到镜子前，看着镜中那个眉目舒展、肤光莹润的少女，确实不再是那个刚从福建山村出来、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、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林茵茵了。像一块被埋在泥土里的璞玉，被人强行撬开粗粝的外壳，露出里面温润的光华，却也失去了原本扎根的土壤。
可我心底总有一处是虚浮的，像踩在棉花上，找不到踏实的支撑。这所有的一切——漂亮的衣服、昂贵的课程、体面的生活，都建筑在郭楠廷的“一时兴起”之上，像沙漠里的海市蜃楼，美则美矣，却没有根基，风一吹，就可能散了。
与哥哥家栋的通信，是我与过往那个真实世界唯一的纽带。我在信里永远报喜不报忧，只说自己找到一份很好的中文家教工作，雇主是位温厚的学者，待我宽厚，不仅给高薪，还允许我利用空闲时间去语言学校学习。我将郭楠廷每月给的“薪水”（其实更像零花钱）攒下来，除了留下极少的生活必需，几乎悉数汇了回去——家栋在大学里读金融工程，学费和生活费全靠奖学金和兼职，我知道他过得并不宽裕。
然而，汇款单上那对于学生而言堪称“巨款”的数字，终究引起了家栋的疑惧。他接连来了几封信，字迹一次比一次急促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担忧，反复追问我的具体情况：“雇主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给这么高的薪水？茵茵，你别骗哥，是不是受了委屈，或者……走了什么歪路？”他甚至在信里说，要是我过得不好，就立刻回福建，他可以去打工养我。
就在这惴惴不安中，我收到了家栋一封字迹激动得几乎要跃出纸面的信。他说，他所在的大学与伦敦政经学院（LSE）有了合作交换项目，为期两个月的暑期交流，他凭借专业第一的成绩和拼死恶补了三个月的英文，硬是从几百个申请者里争取到了一个名额！信的最后，他用加粗的笔迹写着：“茵茵，哥要来伦敦了！到时候我们兄妹就能见面了！”
喜悦如潮水般涌来，几乎将我淹没。哥哥！我在这地球上唯一的血脉至亲，就要来了！我甚至开始盘算，要带他去吃伦敦最地道的中餐，去看大本钟和伦敦眼，去大英博物馆看那些来自中国的文物。可喜悦过后，一股冰冷的恐惧攫住了我——他要来了，他会看到我现在的生活：住在价值过亿的洋房里，穿着动辄上千英镑的衣服，学着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课程，身边还有一个身份显赫的“雇主”……我该如何解释这一切？他会不会以为，我真的像他担心的那样，做了别人的情妇，或者走了什么歪路？
该来的终究躲不过。家栋到伦敦的那天，我本来想亲自去机场接他，可郭楠廷说要带我去圣马丁见一位知名设计师，我只能让乔尼派车送他先去姑姑家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在姑姑家待了不到一个小时，脸色就变得铁青——姑父黄中雄对着他吹嘘我“攀上了高枝”，说郭楠廷是“印尼的糖业大王，有的是钱”；表哥黄大卫阴阳怪气地说“你妹妹现在可是贵妇了，哪还记得我们这些穷亲戚”；表姐黄艾伦更是添油加醋，说我“每天穿金戴银，住大房子，怕是早就忘了自己是从哪来的了”。
当乔尼载着他到发南肯辛顿这栋小洋楼时，我正抱着一摞刚画好的设计草图从楼上下来。看到他风尘仆仆地站在光可鉴人的门厅里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浅蓝色衬衫和旧牛仔裤，背着一个磨破了边角的双肩包，与周遭精致的水晶吊灯、真皮沙发格格不入，我的眼眶瞬间就红了。
“哥！”我丢下草图，快步跑过去，想抱抱他，却又在靠近时犹豫了——我身上的真丝连衣裙，与他的旧衬衫相比，显得那么刺眼。
家栋上下打量我，目光锐利得像刀子，从我梳得光滑的发丝，扫到身上那件质感一流的浅蓝色连衣裙，再到脚上简约优雅的奢牌高跟鞋，最后落在我手腕上那块郭楠廷送我的、并不张扬却价值不菲的手表上。他眼中的震惊、疑惑，一点点沉淀下来，最终化为一种深沉的忧虑，像乌云一样笼罩在他脸上。
“茵茵，你……”他喉头滚动了几下，后面的话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没能说出口，但我知道，他想问什么。
那天傍晚，郭楠廷回来了。他似乎早已从乔尼那里得知了家栋的到来，脸上没有丝毫意外，态度客气却疏离，对着家栋伸出手：“林先生，欢迎。”家栋握住他的手，力道却有些僵硬，只点了点头，没多说什么。
餐桌上，气氛微妙得能拧出水来。长长的红木餐桌上摆满了精致的菜肴，文伯特意做了几道福建家常菜，可家栋只是默默地扒着米饭，几乎没怎么动筷子。他只用那双审视的目光，一遍遍刮过郭楠廷，刮过这房子里奢华的陈设，刮过我与这一切看似和谐的融入，仿佛要从这平静的表面下，找出隐藏的不堪。
郭楠廷倒是试图找些话题，问及家栋在LSE的课程，谈论伦敦最近的天气，甚至提到了福建的茶。但他那种浑然天成的、居于上位者的姿态，以及言语间偶尔流露出的、对普通生活认知的隔膜——比如他说“LSE的宿舍条件一般，要是住得不舒服，可以搬来这里住”，都像一根根刺，扎在家栋敏感的心上。家栋只是敷衍地回应，语气里的冷淡几乎要溢出来。
饭后，家栋坚持要与我单独谈谈。在我的房间里，他关上门，转过身，第一句话便是：“茵茵，跟我回去。”
我愣住了，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：“哥，回哪里去？”
“回中国，回福建！”家栋语气沉重，眼神里满是痛心，“这里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。那位郭先生，他们家是什么背景？我们是什么背景？天上地下！他这样的人，凭什么对你这么好？供你吃穿，还让你读书？茵茵，你太天真了！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！他不过是没见过你这样的乡下姑娘，图个新鲜，玩玩的！等他玩腻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还能回到从前吗？”
“哥！他不是你想的那样！”我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，想辩解，却发现言语如此苍白。我要如何告诉哥哥，郭楠廷虽然霸道、专横，却从未真正轻薄于我？如何告诉他，那些设计课程和艺术见识，对我来说是多么珍贵的机遇，是我这辈子都可能无法靠自己争取到的？
“不是什么？”家栋打断我，声音陡然提高，眼中是痛心疾首，“你看看你现在！住着这样的房子，穿着这样的衣服，你还记得我们家是什么样子吗？还记得爸爸去世前怎么教我们的吗？人穷不能志短！我们就算一辈子穷，也不能让人看低了！你现在这样，跟那些被人包养的女人有什么区别？”
“我没有！”哥哥的话像一把鞭子，狠狠抽在我心上，那些被刻意压抑的自卑、不安和委屈瞬间爆发，我声音带着哭腔，“我知道我们家穷！我知道我配不上这里的一切！可我在学习，我在努力变得更好！我想成为设计师，想靠自己的能力赚钱，想让你不用那么辛苦！这有什么错？难道就因为我们是穷人，就活该一辈子待在泥里，连抬头看看天空的资格都没有吗？”
“看看天空？你这是被人圈养在金丝笼里看天空！”家栋怒道，眼眶也红了，“茵茵，你醒醒吧！这笼子再漂亮，也是笼子！跟我回去，我们靠自己，一样能活出个人样！”
那是我与哥哥家栋第一次发生那样激烈的争吵。往日里相依为命的温情，在巨大的认知差异和深切的担忧面前，脆弱得不堪一击。他不理解我为何贪恋这看似虚幻的繁华与机遇，只觉得我被金钱冲昏了头脑；我不明白他为何如此固执地否定我所有的努力与改变，只觉得他不懂我对梦想的渴望。我们都认为对方不懂自己，最终，家栋摔门而去，留下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很久。
就在这僵持不下、我心乱如麻之际，郭楠廷的四弟，郭焰廷，从巴黎来了。
与郭楠廷的冷峻、睿智、带着医学博士和艺术史学霸光环的沉稳（或者说傲慢）不同，郭焰廷像一团来自塞纳河畔的暖风，浑身都散发着艺术家的不羁与浪漫。他继承了郭家优良的基因，同样高大俊朗，眉眼间却少了几分郭楠廷的疏离，多了几分鲜活的笑意，头发微卷，穿着宽松的亚麻衬衫和牛仔裤，手腕上戴着一串木质手串，与郭楠廷永远笔挺的西装形成鲜明对比。他是来伦敦度暑假的，据说在巴黎高等时装学院学习，主攻面料设计。
他的到来，仿佛在这栋过于规整、甚至有些沉闷的房子里投下了一颗跳跳糖，瞬间打破了原本的平静。他对家族生意同样毫无兴趣，满脑子都是线条、色彩、面料和下一季的流行趋势，一进门就抱怨巴黎的天气太热，说伦敦的雾天更适合寻找灵感。当他知道我也在圣马丁学习时装设计后，立刻拉着我去书房，翻看着我的草图，眼中迸发出真诚的赞赏，丝毫没有郭楠廷那种带着审视的目光。
“茵茵，你这个色彩感觉太好了！”他指着我一幅灵感来自家乡雨后茶山的画稿，画稿上用了深浅不一的绿色和点缀的白色，像雨滴落在茶叶上，“大胆又和谐！有没有考虑过用丝绸尝试一下这种渐变？巴黎有一家老作坊，能做出这种晕染效果，下次我带你去！”
我们有着共同的语言，从巴黎的左岸咖啡馆聊到伦敦的复古集市，从迪奥的新一季高定聊到山本耀司的解构主义，从中国的苏绣聊到欧洲的蕾丝工艺。在他面前，我不用背负“中文老师”那尴尬的身份，不用时刻警惕自己是否言行得体，是否符合“郭先生”的期望。我可以纯粹地做一个追逐梦想的学生，分享创作时的喜悦，也倾诉遇到瓶颈时的困惑。
郭焰廷毫不掩饰他对我的好感。那是一种阳光般的、直白而热烈的欣赏，不含任何暧昧的猥琐，只有对同类的认可。他让人为我搜集了近两年所有的《Vogue》杂志，会在我对着设计稿发愁时，陪我一起查资料、找灵感，会在我和郭楠廷因为某个观念不同而陷入冷战时，插科打诨地调节气氛——比如他会故意说：“二哥，你这医学博士怎么跟个老古板一样？茵茵的想法多好啊，你不懂艺术就别瞎指挥！”他还会真诚地夸赞我：“茵茵，你穿自己改的这条裙子真好看，比秀场上那些模特更有灵气，你身上有那种东方女孩的温柔，又有不服输的劲儿。”
我并非木头，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目光中的温度，那是一种让人安心的、平等的尊重。而这一切，显然也落入了郭楠廷眼中。他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，该去实验室就去实验室，该看文献就看文献，可我能感觉到，当郭焰廷围着我转时，他周身的气压会变低，那双藏在镜片后的眼睛，会变得更加深邃难测，偶尔落在我身上时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和……不悦。
有时，郭焰廷会邀请我一起去诺丁山的复古市场淘布料，说那里有很多老面料，能找到意想不到的灵感；或者去泰特现代美术馆看展览，说那里的当代艺术能打开思路。郭楠廷从不明确阻止，但总会以各种理由“恰好”同行——比如他会说“我正好要去诺丁山附近的书店买本书”，或者“泰特现代有个医学与艺术的特展，我想去看看”；要是他没空，就会派文森特跟着我们，美其名曰“保护安全”。
于是，常常出现诡异的三人行场面：郭焰廷谈笑风生，走在我身边，与我讨论着布料的纹理或画作的内涵；郭楠廷沉默地走在稍后几步，偶尔发表几句一针见血却往往煞风景的评论——比如看到我对着一块印花布料心动时，他会说“这种面料容易褪色，不实用”；而我，夹在兄弟二人之间，左边是煦日般的温暖，右边是寒冰般的沉默，还要时时担忧被家栋知道后更深的误解，心里像被好几只手拉扯着，疲惫不堪。
哥哥家栋的反对像一座大山，压得我喘不过气；郭楠廷沉默的掌控与时而爆发的霸道，让我感到窒息；郭焰廷阳光般却让我无所适从的热情，又让我陷入了新的迷茫……这几股力量交织在一起，拉扯着我，让我进退两难。我那刚刚在伦敦稳定下来、看似走向光明的未来，骤然间又陷入了情感的漩涡与亲情的拷问之中。
我这朵努力想要在陌生土壤里扎根的茉莉，在突如其来的风雨中，摇曳不定，不知道该倾向何方。而那最初在伦敦雨巷发生的撞击，带来的涟漪，早已扩散成了我无法掌控的、复杂而汹涌的暗流，将我卷入了更深的未知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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