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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夏的蝉鸣尚未歇尽，秋日的萧瑟已悄然爬上太极殿飞檐的鸱吻。贞观二十三年的秋闱在紧张与期待中落下帷幕，而朝野上下瞩目的焦点，却不在那些新晋举子的名次，而在皇帝承诺的、将于秋闱后举行的、关乎“农商之要”、“华夷之防”、“海洋之利”的御前廷议。自皇帝下旨定下此议，近三个月来，朝堂上下暗流涌动，各方势力或串联游说，或搜集“罪证”，或精心准备辩词，都憋着一股劲，要在这次决定未来政策风向的御前对决中，一决高下。九月初九，重阳佳节，天高云淡。然而长安皇城内的气氛，却与这登高赏菊的闲适毫不沾边。两仪殿内外，冠盖云集，气氛凝重。今日廷议，规模远超寻常。不仅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正副长官、诸卫大将军、御史台、翰林院要员悉数到场，连国子监、弘文馆、崇文馆的饱学博士、部分德高望重的致仕老臣亦被特邀列席，济济一堂，足有百余人。显然，皇帝李治希望借这次公开廷议，尽可能广泛地听取意见，也借此将矛盾摆上台面，以求一个相对清晰的裁决。
辰时三刻，钟鸣鼎食，皇帝李治升御座。他今日未着常朝冠服，而是一身便于久坐的常服，神情肃穆，目光扫过殿中黑压压的人群，沉声道：“今日廷议，诸卿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所议之事，关乎国计民生，边防长远。然，廷议非市井争讼，需以理服人，以事明理。可引经据典，更需切合时务。诸卿，开始吧。”
短暂的寂静后，萧瑀一系率先发难。一位以经学著称、年过五旬的国子监司业出列，手持玉笏，声调抑扬顿挫，开始了长篇大论。他从三代之治讲起，论述“重本抑末”乃“圣人不易之教”，引《尚书·洪范》“八政，一曰食”，强调农为政首；又引《盐铁论》中贤良文学驳斥桑弘羊“与民争利”之言，痛陈“工商盛则国用奢，国用奢则·民心荡，民心荡则奸邪生”；最后归结到“华夷之防”，认为“内修德政，外夷自服”，若汲汲于“开拓海洋”、“招徕远人”，是“示天下以利”，必将“使四夷生轻中国之心”，且“海路险远，耗费无算，所得奇珍异物，不过玩好，于国无补，反启奢靡”。一番话引经据典，气势十足，引得不少保守派大臣频频颔首。
紧接着，又有数位言官、御史出列，或从“义利之辨”攻击“工商富国”是“导民趋利，败坏淳风”；或从“祖宗成法”指责李瑾诸策“变更旧制，恐生祸乱”；或从“现实隐患”出发，声称“闻岭南市舶，蕃商与民杂处，屡生事端，若再扩大，恐难制驭”。他们口径一致，目标明确，就是要从道德、礼法、历史、现实等各个层面，全面否定李瑾的理念，将其定性为“祸·国”之论。
面对这轮疾风骤雨般的攻击，于志宁、阎立本等人虽出言辩护，强调“因时变通”、“实务所需”，但在对方铺天盖地的经典教条和道德指控面前，显得有些苍白乏力。殿中气氛逐渐向保守派倾斜，许多中立官员面露犹疑。
就在此时，李瑾出列了。他今日未着绯色官袍，而是一身简洁的青色深衣，越发显得沉稳。他没有急于反驳那些具体的指责，而是向御座躬身一礼，然后转向那位率先发难的国子监司业，语气平和地问道：“敢问苏司业，您方才屡引《盐铁论》，以贤良文学之言驳桑弘羊。下官有一事不明，请教司业：桑弘羊行盐铁专卖、均输平准，结果如何？”
苏司业傲然道：“桑弘羊聚敛之臣，虽暂充国用，然与民争利，民怨沸腾，非治国正道。此史有定论。”
“哦？史有定论？” 李瑾微微一笑，“然《史记·平准书》载：‘汉兴七十余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廪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’ 此盛世之象，发生于文景之治后，而桑弘羊之政，恰在武帝中期推行，充实军费，北击匈奴，拓土开疆。敢问司业，若无桑弘羊敛财以实边，武帝何来巨资北逐匈奴，解我华夏数百年边患？此等‘聚敛’，是‘祸·国’，还是‘强兵安边’？”
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用《史记》的记载反驳对方对桑弘羊的片面评价，指出其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（对抗匈奴）的积极作用，顿时让苏司业语塞。
李瑾不待他反应，转向另一位攻击“开拓海洋”靡费无用的御史：“王御史言海路所得不过‘玩好’。下官斗胆，敢问御史可知，天竺之胡椒、波斯之宝石、大食之琉璃、南洋之香料，在我长安售价几何？广州、泉州两市舶司，去岁抽解（海关税）及博买（官府收购）所得，又价值几何？户部应有档案。下官曾粗略估算，仅广州市舶一岁之利，恐不下二十万贯，可抵关中小郡数州之赋！此等‘玩好’之利，可养多少精兵？可修多少水利？可赈济多少灾民？若因‘玩好’之名，便弃此巨利于不顾，岂非因噎废食？”
他抛出具体数字（虽未核实，但大致不差），将海外贸易的“虚名”与“实利”挂钩，极具冲击力。那王御史涨红了脸，一时无法反驳具体数字。
“至于华夷之防，” 李瑾环视众人，声音清朗，“诸位口口声声‘内修德政，外夷自服’。然，修德政需钱粮，强边防需兵甲，赈灾民需仓储。钱粮兵甲从何而来？仅靠关中、河北田亩所出？贞观初，突厥兵临渭水，是修德政使其退兵，还是太宗皇帝秣马厉兵、府库充实，方使其慑服？今吐蕃日渐强盛，屡扰河西；高句丽据辽东，未完全臣服。我朝若无充足财用，无精良军械，无海外之援（如联络吐谷浑、西突厥牵制吐蕃），空谈‘修德’，能保边境安宁乎？了解四夷，开拓海路，互通有无，增我国力，正是为了更好的‘修德’、更好的‘安边’！此非消弭华夷，而是以我之强，驭夷之变！”
他巧妙地将“开拓海洋”与“增强国力”、“巩固边防”联系起来，赋予了其战略必要性。
这时，一位出身江南士族、对海外贸易颇为了解的工部郎中出列，犹豫道：“李少监所言海贸之利，下官亦有所闻。然，海路风险巨大，飓风、暗礁、海盗，皆可致船毁人亡，血本无归。且蕃商狡黠，常有以次充好、欺诈之事。朝廷若大力推动，恐有损失，且易滋生腐败。”
这个问题相对务实。李瑾点头道：“周郎中所虑甚是。海路有风险，然岂能因有风险便不食鱼？陆上丝路，不也有沙暴、匪患、羌人劫掠？关键在于如何管理，如何规避。” 他转向皇帝，“陛下，臣前策曾言，可强化市舶司，建造更坚固海船，培训专精航海、通晓番语之官吏，绘制精确海图，建立港口巡检、货物查验、公平定价之制度，并与沿海藩国订立互保商船之约。此非一蹴而就，然只要方向正确，步步为营，自可渐次降低风险，规范贸易。至于腐败，任何事务皆有，岂独海贸？关键在严刑峻法，明察秋毫。岂能因可能生疮，便自断一臂？”
他承认风险，但提出了系统性的管理解决方案，显得既有远见又务实。
萧瑀见己方攻势被一一化解，再也按捺不住，亲自出马，厉声道：“李瑾！你休要巧言令色！纵然你所言有些许道理，然道与术，孰轻孰重？圣人设教化，明礼义，乃为正人心。你所倡者，无非‘利’字当头。若天下士民皆汲汲于利，则礼义廉耻何存？父子兄弟何亲？此乃舍本逐末，败坏天下根本！纵得一时之利，必遗百世之患！此乃大道与小利之别，你岂能不知？”
萧瑀再次祭出“义利之辨”的大旗，站在道德制高点进行终极批判。这是儒家保守派最核心的武器，也是最难辩驳的，因为它诉诸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。
殿中气氛再次紧绷。所有人都看向李瑾，看他如何应对这近乎无解的“大道”指责。
李瑾深吸一口气，神色变得无比庄重。他先向萧瑀郑重一揖，然后转向御座，朗声道：“陛下，萧相问‘道’与‘利’。臣敢问，何为‘大道’？《礼记·大学》有云：‘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’ 又云：‘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’”
他竟背起了《大学》章句，而且背的是儒家修齐治平、格物致知的根本纲领！殿中众人，包括萧瑀，都愣住了。
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！” 李瑾一字一顿，声音在大殿中回荡，“此方为圣人所传之大道！此道之基，在于格物致知！不明物理，如何致知？不究实情，如何诚意？不识天下，何以治国？不富百姓，何以安邦？”
他猛地转身，目光如电，直视萧瑀：“萧相，您口口声声‘大道’，却将‘格物致知’、‘利用厚生’摒弃于大道之外！将关乎百姓饱暖、国家富强的‘实学’、‘实利’，贬斥为‘小利’、‘末技’！此非尊圣人之道，实乃曲解圣道，僵化圣学！”
“圣人制礼作乐，教民稼穑，发明舟车，定鼎九州，何一不是‘格物致知’、‘利用厚生’？神农尝百草，黄帝造舟车，周公制礼乐，孔子删诗书，皆是为开物成务，利于众生！此乃圣人之道，生生不息，经世致用之真谛！”
“臣所倡改良农具，是为‘教民稼穑’之延伸；鼓励百工创新，是为‘开物成务’之践行；了解海外、开拓商贸，是为‘格物致知’（知天下）、“利用厚生”（通有无）之探索。凡此种种，皆为使百姓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仓廪实而晓礼义！使国家府库充而强兵甲，国力盛而怀远人！此非逐‘小利’，乃是循圣人大道，求国泰民安之大利！是以实学固根本，以实利行大道！”
“若空谈‘义利’，使民饥不得食，寒不得衣，国弱不得安，边患不得宁，则所谓‘大道’，不过空中楼阁，水中泡影，徒为腐儒清谈之资，于国于民，又有何益？！”
李瑾这番论述，石破天惊！他不仅没有在“义利之辨”上退缩，反而以《大学》的“格物致知”和“修齐治平”为理论武器，将“实学”、“实利”提升到了“圣人大道”的组成部分和实现途径的高度！他指责对方是“曲解圣道，僵化圣学”，而自己才是真正践行“经世致用”的圣人之道！这已不仅仅是政策辩论，更是对儒家经典解释权的争夺，是对“大道”定义的重新阐释！
殿中一片死寂。许多官员，尤其是那些年轻些的、务实派的官员，听得心潮澎湃，豁然开朗。对啊！圣人之道，本就不排斥“开物成务”、“利用厚生”！格物致知，本就是修齐治平的起点！李瑾将“实学”与“大道”如此完美地结合，彻底瓦解了对方“义利对立”的立论基础！
萧瑀脸色煞白，嘴唇哆嗦，指着李瑾，想要反驳，却一时找不到更有力的理论依据。他身后的保守派们也面面相觑，被李瑾这番引经据典、逻辑严密的“大道”论述震得哑口无言。
“至于萧相所忧‘败坏人心’，” 李瑾语气稍缓，但依旧有力，“臣以为，人心之坏，非因求利，而在求不义之利。朝廷当做者，乃明定规矩，导利向善。鼓励百姓通过辛勤劳作、发明创造获得财富，此为正道；严惩巧取豪夺、贪赃枉法，此为去邪。若因惧怕人心坏，便禁止一切求利之举，岂不是因噎废食？农人求丰收之利，工匠求精艺之利，商人求流通之利，士人求学问之利（立功立业），只要取之有道，用之有度，何害之有？此正是义利合一，以义导利，以利成义！”
他再次将“利”纳入“义”的框架，提出了“导利向善”、“义利合一”的治理思路，显得更加圆融和具有操作性。
殿中长时间的沉默。皇帝李治的目光，从最初的凝重，到惊讶，再到深深的赞许，最终化为一片清明。他缓缓扫过众臣，尤其是在那些面露沉思、若有所悟的官员脸上停留片刻。
“诸卿，” 李治终于开口，声音沉稳而充满力量，“今日廷议，朕听之良久。李瑾所言，或有可商榷之处，然其以《大学》之道释实学之用，以格物致知明富国强兵之途，以义利合一论治国安民之策，朕深以为然！”
皇帝的直接肯定，如同为这场辩论一锤定音！
“圣人之道，浩如烟海，然其核心，在于经世致用，利于生民。徒守章句，空谈义理，非真知圣道。农桑、百工、商贸、海疆，皆为国之大政，关乎民命国运，岂可轻言‘末业’、‘奇技’而鄙弃之？当实事求是，因时制宜，择善而从。”
他顿了顿，语气转为严厉：“然，李瑾，你亦需谨记。所行之事，务必稳妥，不可好大喜功，更需严于律己，身正为范。诸般试点，需依前旨，受有司监察，以实效为凭。”
“至于《寰宇图》及华夷之论，” 李治看向众人，“图乃地理之图，旨在知彼。我大唐乃天朝上国，此乃礼法所定，人心所向。然天朝气象，不在固步自封，而在兼容并蓄，怀柔远人，以我之文明昌盛，使四夷宾服。了解外情，正是为了更好地彰显天朝德威。此事不必再议。”
“今日廷议，诸卿各抒己见，朕心甚慰。着中书门下，就今日所议，并前番李瑾诸策试点之监察结果，详加斟酌，拟定章程，逐步推行。退朝！”
“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山呼声中，朝会散去。李瑾立在原地，感受到无数道目光——有钦佩，有嫉恨，有深思，有恍然。他知道，这场“舌·战老腐儒”，他凭借对儒家经典的深刻理解和巧妙运用，结合超越时代的见识，赢得了关键性的胜利。皇帝的表态，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支持，更是对他所代表的“实学”、“经世致用”理念的官方认可。
虽然前路依然有荆棘，反对的声音不会消失，但“大道”之争的天平，已然倾斜。他成功地在这场思想交锋中，为“实学”正了名，为改革开了路。接下来的，便是将理念转化为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，用铁一般的事实，继续夯实这条通往未来的道路。
走出两仪殿，秋阳正好，天高云阔。李瑾深深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。他知道，属于他的时代浪潮，正伴随着这场辩论的胜利，愈发汹涌澎湃，不可阻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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