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讷凌晨三点，讷河县公安局技术科的窗户被寒风拍得阵阵闷响。屋外碎雪斜飞，室内白炽灯惨白的光线下，密码专家老张眼里的血丝像蛛网般密布。他把一叠用红蓝两色笔迹标注得密密麻麻的纸张推到陈建国面前，指尖因过度用力而微微颤抖，指甲缝里还嵌着铅笔灰。“陈队，这三天我们几乎没合眼。”老张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，“贾**那本笔记本，每一页都被我们用放大镜过了至少五遍。现在可以确定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记账本——这是一套完整的‘审判档案’，用的是他自创的‘审判码’。”
陈建国没接话，只是缓缓拿起那叠破译对照表。纸张边缘已经起毛，老张的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，每一个歪扭的符号旁都标注着至少三种可能的释义，最终确定的用红笔圈了起来。陈建国一眼就看到了那个高频出现的斜钩加圆点——老张标注着“贪，指被高薪工作诱骗者，共19例”。他的手指在纸面上停顿了一下，十九个人，十九条命，就因为相信了报纸角落里那些“月薪三百，包吃住”的招工广告。
“这个交叉曲线代表‘色’。”老张凑过来，指着第二页，“被徐丽霞引诱的男性受害者，目前能确认的有八人。但最奇怪的是这个——”他的手指移到一个画着铜钱轮廓的符号上，旁边标注着“疑，出现2次，特征不明”。
陈建国从烟盒里磕出最后一支烟，没点，只是捏在指间反复揉搓：“‘疑’是什么意思？怀疑？疑心？”
“暂时不知道。”老张摘下眼镜，用力揉着鼻梁，“这两个标注‘疑’的符号，出现在笔记本中间偏后的位置，前后都没有其他受害者的记录。更奇怪的是，”他重新戴上眼镜，翻开笔记本的影印件，指着一处细节，“你看这个符号的笔迹压力。”
陈建国俯身细看。在放大影印下，那些线条的细微差别变得明显——“贪”和“色”的符号，笔迹粗重，墨水渗透纸背，透着一种近乎狂热的笃定。而那两个“疑”符号，线条却轻飘颤抖，墨迹浅淡，像是执笔人在极度犹豫或恐惧中写下的。
“还有这个。”老张翻到最后一页，指着角落里那个几乎被忽略的图案——一个歪扭的工厂轮廓，旁边标着“7-3”，“这个位置很隐蔽，写在装订线的阴影里，不迎着光根本看不到。而且你看这数字的写法。”
陈建国眯起眼睛。“7”的起笔有个不自然的顿挫，像写了一半突然停笔，墨点在那里晕开一小团。“3”的收笔则拖得很长，几乎划出纸外。
“他在害怕。”陈建国突然说。
老张一愣：“什么？”
“写这个的时候，贾**在害怕。”陈建国直起身，终于点燃了那支烟，青灰色的烟雾在灯光下缓缓升腾，“一个杀了四十多人都不眨眼的恶魔，在记录某个东西时感到了恐惧。那个‘疑’，还有这个工厂标记，一定触及了他真正害怕的东西。”
话音刚落，法医老周猛地推门进来，带进一股裹挟着雪粒的寒风。他白大褂的下摆沾满了泥泞的雪沫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。
“陈队！”老周的声音带着罕见的激动，“地窖最里层那具无名男尸——就是左手有明显陈旧性骨折的那具——指甲缝里的检材出结果了！”
他把档案袋“啪”地拍在桌上，抽出里面的检测报告。纸张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，老周的手指直接戳向最关键的那行数据：“从指甲缝里提取的皮肤组织，DNA检测结果，和地窖那把不锈钢菜刀上的陌生指纹完全匹配！但这不是李秀华的DNA——我们调取了他1988年因盗窃入狱时的存档样本，做了三次比对，全部排除！”
陈建国手里的烟停在半空。审讯室里那把菜刀是他三天前亲手从砖缝里抠出来的。刀刃上那个豁口很特别，不是砍骨头造成的崩缺，而像是刻意在某种坚硬金属上反复敲击形成的楔形缺损。当时技术科在刀柄上提取到三组指纹：贾**的、徐丽霞的，还有一组模糊的、只有四根指印的陌生指纹——缺少小拇指的完整压痕。
“小拇指有残疾？”陈建国当时问过。
老周摇头：“不像残疾。那组指纹的第四指末端有轻微拖擦痕迹，更像是戴了半截手套，或者手指上缠了什么东西。”
现在，这组指纹的主人找到了，却不是他们以为的李秀华。陈建国缓缓把烟按灭在早已堆成小山的烟灰缸里，烟蒂与积灰接触时发出细微的“嘶”声。
“第五个人。”他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但技术科里安静得能听到暖气管道里的流水声，每个字都清晰得刺耳，“除了贾**、徐丽霞、李秀华、孙成，还有第五个同伙。或者说……”他抬眼看向老周，“曾经的同伙。”
老周深吸一口气：“从尸体腐败程度判断，死亡时间大约在10月20日前后，也就是我们展开大规模搜查前一周。死因是锐器刺穿肝脏导致的内出血，凶器很可能就是那把菜刀——创口形态和刀刃宽度基本吻合。但奇怪的是，”他翻到尸检报告的下一页，“死者胃内容物检测出了高浓度的镇静类药物成分，氯丙嗪，剂量足以让一个成年男性在半小时内丧失行动能力。”
“先下药，再杀人。”陈建国重新点燃一支烟，这次吸得很深，烟雾从鼻腔缓缓溢出，“不是激情杀人，是有预谋的清除。这个周浩，”他顿了顿，“我们姑且先这么叫他——他知道的太多了，或者他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所以贾**要灭口。”
“可为什么尸体在地窖里？”老张突然插话，“按照贾**一贯的手法，尸体要么埋在后院，要么扔进地窖。可这个周浩既然是被‘清除’的，为什么还要和其他受害者放在一起？这不符合贾**的仪式感——他把地窖当作‘审判庭’，只有被他‘审判’的受害者才有资格进去。”
陈建国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敲到第七下时，他突然停住了。
“因为周浩不是受害者。”他抬起头，眼睛里闪过一种老张和老周都很熟悉的光芒——那是陈建国进入推理状态时的眼神，锐利得像手术刀，“他是‘叛徒’。对贾**来说，背叛比贪婪、好色更不可饶恕。所以他要让周浩躺在地窖里，和那些被他‘审判’的人一起腐烂。这是另一种形式的‘审判’。”
技术科里陷入短暂的沉默，只有窗外风声呜咽。
“立刻提审徐丽霞。”陈建国抓起椅背上的警用棉大衣，“我要知道这个周浩到底是谁，怎么死的，最重要的是——”他一边系扣子一边往外走，“他死前在替贾**做什么‘买卖’。”
审讯室的白炽灯是今年新换的，亮得让人无所遁形。徐丽霞缩在铁椅里，比起三天前又瘦了一圈，宽大的囚服像挂在衣架上一样晃荡。手铐在她细瘦的手腕上勒出深红色的印子，有些地方已经磨破了皮，渗着细小的血珠。
陈建国没急着开口。他把DNA检测报告轻轻放在桌上，推到徐丽霞面前，然后拉过椅子坐下，整个过程很慢，几乎没发出声音。他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她，看着她的眼睛从茫然到聚焦，再到看清报告上那些加粗的黑体字。
“周浩。”陈建国终于开口，声音平静得像在聊天气，“左手有道从虎口延伸到手腕的刀疤，是你十七岁在齐齐哈尔火车站捅人时留下的。身高一米八一，右腿轻微跛行，是1985年在监狱里被人打断的。1990年3月刑满释放，4月就到讷河投奔贾**。我说得对吗？”
徐丽霞的肩膀开始发抖。不是那种剧烈的颤抖，而是肌肉无法控制的细微痉挛，从肩膀传到手臂，再传到被铐住的双手。她的手开始无意识地绞着囚服下摆，布料在她指间皱成一团。
“我问你话。”陈建国身体前倾，手肘撑在桌面上，双手十指交叉，“除了贾**、李秀华、孙成，还有谁？这个周浩，是你们一伙的，还是也是‘货’？”
“他……他……”徐丽霞的嘴唇哆嗦着，眼泪毫无预兆地滚下来，砸在冰冷的铁桌上，溅开细小的水花，“他是贾哥在监狱里认识的……去年春天出来的，没地方去，就来投奔贾哥……”
“做什么？”
“联系、联系买家……”徐丽霞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“贾哥说……说他有门路……”
陈建国心里一紧，但脸上不动声色：“什么买家？买什么？”
徐丽霞猛地抬头，眼睛里充满血丝和一种近乎疯狂的恐惧：“我不知道！我真的不知道！贾哥从来不让我碰这些，他只让我……让我去车站拉人……”她又开始哭，这次是压抑的抽泣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“周浩来了以后，贾哥就经常和他关在里屋说话，一说就是半天。有时候……有时候能听见他们在吵架……”
“吵什么？”
“钱……分钱的事……”徐丽霞用铐着的手背抹了把脸，手铐链子哗啦作响，“上个月，有天晚上我听见周浩在喊，说什么‘风险太大’‘要加钱’，贾哥就吼他，说‘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’。后来……后来就听见周浩惨叫……”
她停住了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桌子某处，瞳孔放大，像是又看见了那个场景。
“后来呢？”陈建国的声音很轻，像怕惊动什么。
“后来就没声了。”徐丽霞喃喃道，“第二天，贾哥让我去地窖搬东西，我……我看见周浩躺在最里面，身上盖着塑料布，地上全是血。贾哥就在旁边站着，手里拿着那把菜刀，刀尖还在滴血……”她突然抓住自己的头发，手指深深插进发根，“他说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。”
审讯室里只剩下徐丽霞压抑的哭泣声和暖气片滋滋的流水声。陈建国静静地看着她，大脑在飞速运转。徐丽霞的恐惧是真实的，但她的叙述里有个明显的断裂——如果周浩只是负责联系普通“买家”（无论买卖的是什么），贾**不至于用如此残忍的方式“清除”他。除非周浩触碰到了更核心的东西，或者，他想退出。
“尸体呢？”陈建国问，“周浩的尸体，后来怎么处理的？”
徐丽霞的眼神开始躲闪，这是她撒谎时的惯性动作：“扔、扔地窖里了……贾哥让我把他和其他人摆在一起……”
“你撒谎。”陈建国的声音依然平静，但每个字都像冰锥，“地窖里十三具尸体，每一具我们都编号、拍照、提取了DNA。没有一具符合‘身高一米八一，左手有刀疤，右腿跛行’的特征。徐丽霞，”他身体前倾，目光如刀，“周浩的尸体到底在哪？”
徐丽霞的呼吸骤然急促，胸口剧烈起伏。她的手指又开始绞衣服，这次绞得那么用力，指节都泛白了。陈建国不催她，就这么等着。审讯室里的挂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，跳了整整二十七下。
“农、农机厂……”徐丽霞终于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，“贾哥在郊区的废弃农机厂……有个秘密地窖……周浩的尸体……在那里……”
“为什么移尸？”
“因为……因为……”徐丽霞的眼泪又涌出来，但这次是绝望的眼泪，“因为周浩身上有东西……不能让人发现的东西……”
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我不知道！我真的不知道！”她几乎是在尖叫，“贾哥把那东西从周浩身上拿走的时候，是用黑布包着的，我看不见！他就说……说这要是被公安找到，所有人都得死！”
陈建国猛地站起来，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锐响。他抓起对讲机：“小李，通知二队三队，立刻集合！去红星农机厂！”
雪下得更大了。吉普车在积了薄雪的路上打滑，陈建国紧握车门上方的扶手，眼睛死死盯着前方被车灯照出一片惨白的世界。副驾驶座上的小李抱着对讲机，不断重复着坐标和指令。车厢里弥漫着一种紧绷的寂静，只有引擎的轰鸣和轮胎压过积雪的咯吱声。
红星农机厂的轮廓在雪幕中渐渐浮现。那是一片建于六十年代的苏式厂房，红砖墙早已斑驳，大部分窗户都没有玻璃，像一只只空洞的眼眶。厂区大门锈死了，民警用液压钳剪开锁链时，铁门发出的**声在空旷的雪地里传得很远。
“分三组，一组搜查主厂房，二组搜办公楼，三组跟我去后院。”陈建国拉紧大衣领子，手电筒的光柱刺破黑暗，“注意安全，发现任何异常立即报告，不要单独行动。”
雪已经积了半尺厚，踩下去发出沉闷的噗噗声。陈建国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院走，手电光扫过残破的砖墙、倒塌的烟囱、半埋在雪中的废弃机器。风卷着雪粒子抽打在脸上，像细小的刀片。他忽然停下脚步，手电光定格在后院角落——那里有一片积雪的形态不对劲。
周围的雪都是自然堆积的平滑弧度，唯独那一块，大约两米见方的区域，积雪表面凹陷下去，边缘还有人为拍打的痕迹，像是有人试图把雪抹平，但新雪和老雪的接缝处仍然能看出色差。
“这里。”陈建国蹲下身，戴着手套的手拂开表层的雪。下面的雪更实，冻得发硬。他用力扒了几下，露出了颜色异常的土层——那是新翻过的土，虽然冻住了，但和周围常年板结的老土完全不同。
“小李，拿铁锹！”
七八个民警围过来，铁锹、镐头交替落下。冻土很难挖，一镐下去只能崩起拳头大的土块。挖了半米深时，铁锹碰到了硬物——不是石头，是木板。
陈建国跳下土坑，用手刨开浮土。一块厚重的松木木板露了出来，边缘已经腐朽，但中间部分很新，钉着崭新的铁钉。他用力撬开一角，一股混合着福尔马林、血腥和某种说不出的甜腥味的冷气扑面而来，呛得人想吐。
“手电！”
七八道光柱同时照进洞口。下面是个大约四米见方的地窖，深度在三米左右。借着光线，能看到地窖底部整整齐齐躺着十具用透明塑料布包裹的尸体，像超市里码放的商品。塑料布下透出模糊的人形，有些还能看见苍白的脸。
但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地窖里的陈设——靠墙立着两个锈迹斑斑的铁制手术推车，推车上散落着止血钳、手术刀、镊子，全都沾着黑褐色的污渍。推车旁放着两个大号保温箱，盖子虚掩着，里面冒出白色的冷气。地窖角落里堆着十几个玻璃罐，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器官在昏暗光线下泛着诡异的苍白。
“陈队……”小李的声音在发抖。
陈建国没说话，顺着简易木梯往下爬。梯子吱呀作响，每一阶都像是随时会断裂。下到地窖底部，那股气味更浓了，浓到几乎有了质感，粘在鼻腔和喉咙里。他走到最近的一具尸体旁，蹲下身。
塑料布裹得很严实，用黄胶带缠了一圈又一圈。陈建国抽出匕首，小心地划开胶带。塑料布掀开的瞬间，小李在手电光后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是个中年男人，赤身裸体，左胸有一道Y形切口，从肩膀开到胸骨，再向下延伸到腹部——标准的尸检切口，但缝合手法极其粗糙，用的是粗棉线，针脚歪歪扭扭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胸腔是空的。肋骨被暴力剪断，胸腔里空空如也，心脏、肺叶、肝脏……全都不见了。
“器官……”小李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“他们在摘器官。”
陈建国没应声，走到下一具尸体旁。同样的塑料布，同样的切口，同样的空腔。他一具一具检查过去，十具尸体，全部被摘除了内脏。有的是心脏，有的是肾脏，有的是肝脏，没有一具是完整的。
走到第七具时，他停住了。这具尸体左手虎口到手腕有一道明显的陈旧性刀疤，右腿有陈旧性骨折愈合的畸形——是周浩。和地窖里那具“无名尸”不同，这具周浩的尸体保存得相对完好，死亡时间应该在两周左右。他的胸口也有Y形切口，但……
陈建国凑近细看。周浩胸腔里的器官并没有被完全摘除，心脏还在，但心脏上插着一把匕首——正是地窖里发现的那把不锈钢菜刀。刀身几乎全部没入心脏，只留下刀柄在外，刀柄上缠着布条，布条已经浸透了黑褐色的血。
“灭口，还要再加一道保险。”陈建国喃喃自语。他戴上取证手套，小心翼翼地握住刀柄。刀插得很深，他用了点力气才拔出来。刀尖离开心脏时，发出轻微的“噗”声，一些黑红色的血沫从伤口涌出。
就在刀完全拔出的瞬间，陈建国注意到刀身上刻着东西——不是花纹，是字。很小，很浅，用某种尖锐的金属工具刻上去的，不迎着光根本看不清。
他举起手电，让光线垂直照在刀身上。那是两个歪歪扭扭的汉字，刻在靠近刀柄的位置：“账本”。
“账本？”老周接过那把菜刀，在无影灯下仔细端详，“这刻痕很新，刀具边缘没有锈迹渗入，应该是近期刻上去的。工具应该是缝衣针或者别针之类的细金属。”
陈建国站在法医室的解剖台旁，看着老周用棉签小心翼翼清理刀身上的污渍。“能判断是谁刻的吗？”
“从刻痕的深度和走势看，不是专业人士干的。”老周用放大镜观察着笔画转折处，“下刀犹豫，线条发抖，刻到一半还改过方向。你看这个‘账’字的‘贝’字旁，最后一笔明显是后来补上去的，和前面的笔画不连贯。像是……在很紧张的情况下，摸索着刻的。”
“是周浩。”陈建国突然说，“临死前，或者被注射氯丙嗪之后，趁还有一点意识，用身上能找到的尖锐物刻下了这两个字。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，所以留下线索。”
“可‘账本’是什么意思？”老周放下放大镜，“贾**的笔记本我们已经拿到了，里面全是那些鬼画符。”
陈建国没立刻回答。他走到窗边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雪暂时停了，铅灰色的云层低垂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他脑子里在飞速拼接着碎片：徐丽霞说的“周浩负责联系销路”、尸体上被摘除的器官、保温箱、手术器械、刻在凶器上的“账本”……
“贾**的笔记本是‘审判档案’。”他转身，语速加快，“记录的是他如何‘审判’那些受害者，为什么‘审判’他们。但这个‘账本’——”他指着那把菜刀，“是另一本账。一本记录器官买卖的账。买家、卖家、时间、地点、价格、经手人……这才是真正能要他们命的东西。”
法医室的门被猛地推开，小李气喘吁吁地冲进来，手里捏着一张传真纸：“陈队！杭州……杭州那边回电了！”
陈建国接过传真。纸是温的，刚从传真机里吐出来不久。上面是杭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回复，字迹因为传真有些模糊，但关键信息很清楚：
“关于你方查询的‘王建国’：王建国，男，48岁，杭州人，1989年5月刑满释放。曾因倒卖计划外医疗物资被判刑四年。出狱后注册‘华东医疗器械贸易公司’，经营范围包括：医疗器械、医用耗材、保健用品。公司注册地址：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××号。经查，该公司1990年至1991年间，有多次向黑龙江、吉林、内蒙古等地医院销售‘医用冷藏设备’的记录。另，1991年10月5日，王建国曾乘火车前往齐齐哈尔，10月12日返杭。车票为软卧，车厢号：7厢3号下铺。”
车厢号：7厢3号。
陈建国的瞳孔骤然收缩。他猛地从大衣内袋掏出那本笔记本的影印件，翻到最后一页。那个歪歪扭扭的工厂轮廓旁，标着的数字正是“7-3”。
“不是工厂位置。”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，“是车厢号。贾**在记录和王建国的会面地点——1991年10月5日，从杭州开往齐齐哈尔的列车上，7号车厢3号下铺。那是王建国的铺位。”
法医室里一片死寂。老周和小李都盯着那张传真纸，盯着那行“7厢3号下铺”，又看看笔记本上“7-3”的标记，脸色一点点变白。
“王建国打着医疗器械贸易的幌子，在全国各地跑，联系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和黑市医生。”陈建国的语速越来越快，像在把脑子里纷乱的线索强行拧成一股绳，“贾**负责‘供货’——杀害那些流动人口，摘取他们的器官。周浩是中间人，负责物流、交接、收钱。但周浩后来害怕了，或者想分更多的钱，或者想退出，所以贾**杀了他灭口。可周浩临死前，在凶器上刻下了‘账本’两个字，因为他知道，只有找到那本真正的买卖账本，才能把王建国这条线也挖出来。”
“可账本在哪？”小李问，“贾**家、农机厂的地窖，我们都搜遍了……”
“不，还有地方没搜。”陈建国抓起大衣往外走，“周浩的尸体是在农机厂地窖发现的，但他是10月20日左右死的。而10月5日，王建国来东北，和周浩见过面。如果周浩那时候就已经在留后手，他不可能把账本藏在贾**知道的地方。他会藏在一个只有自己知道，但又可能在死后被公安发现的地方——”
他突然停住脚步，转头看向小李：“周浩的随身物品呢？他被抓时身上有什么？”
小李一愣，随即冲回办公室，两分钟后抱回来一个纸箱：“在这儿！贾**、徐丽霞、李秀华、孙成，还有地窖里那具‘无名尸’——现在确认是周浩了——他们的随身物品都在这。技术科已经检查过一遍，没发现异常。”
陈建国把纸箱里的东西倒在桌上。周浩的物品很少：一件破旧的军大衣，一条磨得起球的毛线围巾，一双劳保手套，一包“大前门”香烟，半盒火柴，一个铝制水壶，还有——一个黑色人造革的票夹。
票夹很旧，边角都磨白了。陈建国打开票夹，里面夹着几张过期的粮票、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（是个抱着孩子的女人，背后写着“1987年春”），还有两张火车票票根。一张是1990年4月从齐齐哈尔到讷河的，另一张是……
1991年10月5日，杭州至齐齐哈尔，7车厢3号下铺。
票根的背面，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，字迹潦草得几乎难以辨认：“老地方，三点，带本子。”
“本子……”陈建国翻来覆去检查那张票根，对着光看，逆着光看，用手指摩挲纸面。票根是硬卡纸，很普通，但……
他忽然停下来，用指甲小心地抠票根边缘。一层很薄的卡纸翘了起来——这是张双层票根，中间有夹层。他屏住呼吸，用镊子轻轻掀开上层，露出了夹在中间的一张纸。
不是普通的纸，是那种很薄很韧的描图纸，半透明，折叠成邮票大小。陈建国小心地展开。纸上是密密麻麻的手写记录，字小得像蚂蚁，但排列得很整齐：
“9月12日，浙A-李，肾，6.8万，已付3，欠3.8”
“9月25日，吉B-王，肝，8.2万，全结”
“10月5日，浙A-张，心，12万，预付5，货到结清（急）”
“10月18日，黑C-赵，角膜一对，4万，未付（赊）”
每一行记录后面，还有个用红笔打的勾或叉。陈建国数了数，从1990年5月到1991年10月，一共二十七条。每条都有编号、器官类型、价格、付款状态。最后的合计栏写着：“总计：￥1,874,000（壹佰捌拾柒万肆仟圆整）”
一百八十七万。
1991年的一百八十七万。
陈建国捏着那张纸的手指关节发白。他知道黑市器官买卖暴利，但没想到暴利到这个程度。一条人命，摘干净了，拆开了卖，能值七八万，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十年的工资。而贾**这伙人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，经手了至少二十七条人命——这还只是有记录的。
“这个王建国……”小李的声音在发抖，“他在杭州开公司做掩护，用卖医疗器械的名义在全国跑，联系病人，谈价格，安排手术。贾**在东北杀人取货，周浩负责运输和交接。一条完整的黑产链。”
“不止。”陈建国把那张纸小心地装进证物袋，“你看这个‘浙A-李’，‘浙A-张’——这是车牌编号的格式。他们用这个来代指客户。浙A是杭州，吉B是吉林，黑C是黑龙江……这个网络不止跨省，可能遍布全国。”
他抬起头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但眼神亮得吓人：“李秀华临死前说‘别找了，找不到的’。他不是说周浩的尸体找不到，是说这本账找不到，说这个网络的核心人物找不到。他怕了，他知道这个网有多大，背后的人有多狠，所以他选择自杀。自杀前那句话，是警告，也是绝望。”
电话就在这时候响了。铃声在凌晨空荡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。陈建国接起来，是局长从省厅打来的。
“建国，公安部批了。”局长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，带着长途电话特有的杂音，“成立‘11·3’特大系列杀人案跨省专案组，你任组长，黑龙江、浙江、吉林、内蒙古四省公安机关配合。公安部特派员明天就到。这个案子，必须一查到底。”
“明白。”陈建国说。
“还有，”局长的声音顿了顿，“浙江那边传来消息，王建国昨天出境了，去的香港。理由是‘商务考察’，但香港那边有消息说，他订了三天后飞泰国的机票。”
“他想跑。”
“跑不了。”局长的声音斩钉截铁，“公安部已经协调边检和民航，他只要敢从泰国飞第三国，立即控制。但我们现在需要证据——确凿的、能把他和贾**的器官买卖网络钉死的证据。你手里的东西，够吗？”
陈建国看着证物袋里那张密密麻麻的记账纸，又看看那把刻着“账本”二字的菜刀。
“够。”他说，“而且不止够钉死他一个人。”
挂掉电话，陈建国走回办公室。天已经大亮了，雪又开始下，大片大片的雪花扑在玻璃窗上，很快积了薄薄一层。他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被雪覆盖的讷河县城，这个安静得有些沉闷的北方小城，地下却埋着如此血腥的秘密。
小李推门进来，端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粥，两个馒头，一碟咸菜。“陈队，吃点东西吧，你从昨天中午就没吃。”
陈建国摇摇头，从怀里掏出烟，点了一支。烟雾在冰冷的空气中缓缓上升，模糊了窗玻璃上他自己的倒影。
“李秀华自杀前，看守所的监控调出来了吗？”
“调出来了。”小李放下粥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盘录像带，“昨天半夜送到的，我还没看。”
办公室里有台松下录像机，是去年破获一起走私案时缴获的，一直放在这里当摆设。陈建国把带子塞进去，按下播放键。
黑白雪花点后，画面出现了。是看守所监室的监控，角度从斜上方拍摄，能看见整个监室。李秀华缩在角落的铺位上，背对着摄像头，一动不动。时间显示是11月2日凌晨1点47分。
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了将近一个小时。凌晨2点38分，他突然坐起来，在铺位上摸索着什么。因为背对镜头，看不清具体动作。半分钟后，他躺回原处，双手叠放在腹部，姿势很平静。
又过了十分钟，2点48分，他的身体开始轻微抽搐。先是腿，然后是手臂，最后是整个上半身都在抖。他侧过身，面对墙壁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像是在哭，又像是在忍受剧痛。这个状态持续了大约三分钟。
2点51分，他突然坐起来，转身面对摄像头。
陈建国按下了暂停键。
画面定格在李秀华的脸上。那是一张濒死之人的脸，惨白，扭曲，眼睛里充满血丝，但眼神很清醒，清醒得可怕。他的嘴唇在动，像是在说什么。陈建国把音量调到最大，能听见极其微弱的、气若游丝的声音：
“别……别找了……找、找不到的……”
然后他抬起手，手指在胸口画了个奇怪的图案——先是一个圈，然后从圈里引出一条线，指向斜下方。画完，手指无力地垂下。2点52分，他向后倒去，重重摔在铺位上，不再动弹。
陈建国把画面倒回去，定格在他画图案的那几秒。一遍，两遍，三遍。他死死盯着屏幕上那只手指的轨迹，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咔哒作响，像是生锈的齿轮突然咬合了。
那不是乱画。
那是一个符号。一个他见过的符号。
他冲回办公桌，在堆成山的卷宗和材料里疯狂翻找，纸张哗啦啦散落一地。终于，他找到了——老张破译的“审判码”对照表。他一把抓过来，手指在那些歪歪扭扭的符号上飞速移动，最后停在其中一个上。
一个斜钩，从圆圈里引出来，指向斜下方。
老张用红笔在旁边标注：“疑（？）出现2次，特征不明”。
李秀华临死前画的，就是这个符号。
“他不是在说‘找不到账本’……”陈建国喃喃自语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个符号，“他是在说，这个符号代表的人，找不到。‘疑’不是指怀疑，是指……不能被找到的人。”
“什么人不能被找到？”小李问。
陈建国没回答。他拿起笔，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：
“李秀华知道‘疑’符号的含义 → 他见过被标记为‘疑’的人 → 这个人身份特殊，不能暴露 → 李秀华临死前画这个符号，是在警告，还是在求救？ → 他自杀，是因为知道这个人会灭口，还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人的同谋？ → 王建国的器官买卖网络，李秀华参与了多少？ → 如果参与了，他为什么自杀？如果不参与，他为什么会知道‘疑’符号的含义？”
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，像滚雪球，越滚越大。陈建国放下笔，按着突突直跳的太阳穴。破案就是这样，你以为摸到了线头，扯出来的却是整张密密麻麻的网，网上每一个结点都连着另一根线，另一张网。
窗外，雪越下越大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七下，沉闷的钟声在雪幕中传得很慢，很悠长。
陈建国站起身，从墙上取下那张巨大的中国地图。地图上，讷河只是东北角一个不起眼的小点。他用红笔在这个小点上圈了个圈，然后画出一条线，延伸到杭州，又一条线，延伸到吉林，再一条，延伸到内蒙古。最后，他在这张网的中央，写下了三个字：
“王建国”
写完，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拿起笔，在“王建国”旁边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问号后面，他用很小的字，写下了那个从笔记本上抄来的符号：一个圆圈，一条斜钩。
“疑。”他轻声念出这个字，然后划掉，在旁边重新写上：
“医？”
当天下午，公安部特派员到了。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刑侦，姓秦，从北京直接飞过来的，裹着一身寒气进了县公安局会议室。陈建国汇报了整整三个小时，从贾**笔记本的“审判码”，到地窖里的尸体，到农机厂的器官工厂，到周浩身上的账本，到王建国的出境记录，到李秀华临死前画的符号。
秦特派员一直没说话，只是抽烟，一根接一根。会议室很快烟雾弥漫。等陈建国说完，他把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，问了一个问题：
“那个‘疑’符号，在笔记本上出现了两次。除了李秀华临死前指认的这一次，另一次出现在哪里？”
陈建国翻出笔记本影印件，找到那一页。那是很靠前的一页，记录时间是1990年6月。符号旁边没有标注受害者信息，只写了一个地名：“哈尔滨”，和一个数字：“150”。
“查。”秦特派员说，“哈尔滨，1990年6月，和150这个数字有关的一切。医疗记录、失踪报案、酒店住宿、火车班次——一切。”
“您怀疑……”
“我怀疑这个‘疑’指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类人。”秦特派员又点了一支烟，烟雾后的眼睛锐利得像鹰，“一类贾**不敢杀，但不得不杀的人。或者，一类杀了会有大麻烦，但不得不处理掉的人。李秀华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所以贾**要灭他的口。但李秀华临死前画那个符号，是在告诉我们：这个人，是破案的关键。”
陈建国感觉自己后颈的汗毛竖了起来。
“还有，”秦特派员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，“王建国跑不了，香港那边已经布控了。但我们要做的，不只是抓一个王建国。我们要把这个网，连根拔起。从摘器官的屠夫，到运输的中间人，到联系买家的掮客，到动刀的医生，到等器官的病人——一个都别想跑。”
他转过身，看着会议室里所有人：“这个案子，会很难，会很慢，会触及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人和事。但我们必须做。因为如果我们不做，地窖里那些尸体，就永远只是‘失踪人口’名单上一个冰冷的数字。他们是谁，从哪来，为什么死，没人会在乎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沉下去：
“但我们在乎。”
陈建国握紧了手里的笔。笔尖刺进掌心，轻微的刺痛让他保持清醒。他想起地窖里那些空洞的胸腔，想起周浩心脏上插着的刀，想起李秀华临死前那双清醒得可怕的眼睛。
雪还在下。这场雪从十一月开始，似乎就不打算停了。但陈建国知道，雪再大，也总有停的时候。而他们要做的，就是在雪停之前，找到那条被深深掩埋的血路。
他翻开新的一页卷宗，在第一行写下日期：“1991年11月3日”。
然后，在下面重重地写下了第一个待查项：
“‘疑’——哈尔滨，1990年6月，150。关联人：王建国？李秀华？贾**？”
写完，他合上卷宗，看着窗外。
天，又快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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