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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荡:“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啃老。哪怕这老本再丰厚,哪怕它曾是无数人的精神食粮,但啃老就是啃老,这是创作上无法抵赖的懒惰。”他停在许鞍华和侯孝贤面前。
“我们鑫时代要做什么?我们要挖掘的是新时代的真实故事,记录当下中国人,无论是香港、台湾还是内地,在急速变迁中的精神世界、情感困境和生存状态。我们要的是扎根于泥土的现实主义,是显微镜下的人性纹理,是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悲歌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而不是去重复一个,已经讲了无数遍的、关于在一个极端环境中,一群极端人物产生一些极端感情、发生一些极端故事的浪漫幻想模板。武侠的极致浪漫,与我们追求的极致真实,是两条背道而驰的路。我们或许能在某个路口遥遥相望,但永远不会并肩同行。”
他转向陈启泰,语气稍微缓和,但立场坚如磐石。
“陈监制,我完全理解你的出发点。追求商业成功,打造轰动项目,为公司股东负责,这是你作为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感。这一点用心,值得公司肯定。”
他话锋再次一转。
“但是,请你,也请在座的每一位都记住,鑫时代,从1975年我游水过来赤手空拳创立它开始,就从来不是,也永远不会是一家普通的、以追逐市场风向为最高准则的影视制作公司。”
他的声音陡然提高,带着一种回顾历史的深沉。
“我们一路走到今天,在港交所挂牌,靠的不是跟风最火的题材,不是复制成功的模式。我们靠的,是每一次都试图精准地、甚至超前半步地去触碰时代的脉搏,去回应那些真实存在的、却未被充分言说的集体焦虑与渴望。”
他看着在座的人。
“我们用作品去提问,而不是仅仅提供消遣。《槟城空屋》问的是离散与归属,《民国三部曲》问的是历史与个人,《家的三部曲》问的是传统与现代。我们要做的,是留给后人研究那个时代的人,究竟是怎么生活、怎么相爱、怎么痛苦、怎么思考的文本,而不是一部即便拍得再精良、特效再炫目,也终究是另一个版本、另一场成人的童话梦。”
赵鑫走回主位,双手撑桌,做出了最终定调。
“所以,我们刚才确定的方案,就是一九八九年鑫时代全力以赴的压轴:一部捕捉香港都市脉搏的电视剧,一部深挖中国家庭根系的电影。这两者,一表一里,一动一静,共同构成我们对这个特定年份的回应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至于武侠题材,新时代绝不碰。对了,许鞍华导演正在执导的《年轮》电影,列入本年电影计划。”
会议在一种近乎凝滞的气氛中结束。
陈启泰默默收起那份花费心血的报告,脸色灰败,但什么都没说。
其他人神色各异,有不解,有惋惜,有深思,也有少数人眼中闪过被点醒般的亮光。
许鞍华收拾笔记本时,看了一眼赵鑫。
赵鑫正站在窗前,望着外面的维多利亚港。她没打扰他, quietly走了出去。
侯孝贤和杨德昌交换了一个眼神,也没说话。
谭咏麟走到赵鑫旁边,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橘子,放在窗台上。
“阿鑫,吃个橘。”
赵鑫看了看那个橘子,拿起来,没剥。
谭咏麟拍拍他肩膀,走了。
黄沾最后一个离开。
他走到门口,又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赵鑫。
那瓶茅台他没带走,就那么放在桌上。
食堂里,威叔正在准备晚饭。
凤凰木光秃秃的枝丫上,那几个叶苞硬硬的,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。
威叔量了量,在本子上记下:十六点八毫米。
它在长。
同日傍晚,香港渣甸山,金庸寓所。
书房里灯光柔和,照着满墙的书架和书桌上摊开的《明报》校样。
查良镛先生,更多人熟知他的笔名金庸,刚结束与编辑的电话,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睛。
他年过六旬,但精神矍铄,目光依旧锐利。
书桌一角,摆放着几张老照片。
有他与《大公报》同仁的合影,也有《明报》创刊时的留念。
记录着他从身无分文走香江的南来青年,到执掌一份影响深远的报纸、构建了一个庞大武侠帝国的传奇历程。
管家轻轻敲门进来,递上一份刚刚送到的内部通讯简报,上面摘要了今日香港几家主要文化影视公司的重要动态。
其中一条不起眼的消息,吸引了金庸的目光:
“据悉,鑫时代影业于今日年度创作会议上,否决了购入武侠小说版权制作年度大剧的提议。公司主席赵鑫在会上明确表示,‘武侠文学根本上不得台面’,并强调鑫时代创作将坚持现实主义路线,与武侠幻想题材划清界限。”
金庸拿着简报的手指,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。
他摘下眼镜,用绒布缓缓擦拭着镜片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但书房里的空气仿佛凝滞了几秒。
“武侠文学根本上不得台面…?”
这句话,在他脑海中轻轻回响了一遍。
一丝极淡的、近乎自嘲的笑意,掠过他的嘴角。
他想起了很多。
想起十六七岁时,在《东南日报》发表《一事能狂便少年》的意气风发;
想起在重庆,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后的困顿;
想起1948年考入《大公报》、南来香港的命运契机;
想起1955年那个仓促的夜晚,《新晚报》编辑派老工友上门催稿。
他被迫提笔写下“年近六十,须眉皆白,可是神光内蕴,精神充沛”的老者。
从而开启《书剑恩仇录》连载的戏剧性开端。
那时,何尝想过什么“上不上台面”?
不过是谋生,不过是应景,不过是试着讲一个,自己从小听熟的故乡传说。
然后,便是“家家说书剑,户户论金庸”的盛况,是一本本小说构筑的庞大世界。
是《明报》凭借社论和武侠小说,双翼腾飞的商业奇迹,是无数读者从贩夫走卒到学者政要的广泛喜爱。
如今,却被一个新兴的影视公司老板。
在一个内部会议上,用“上不得台面”五个字轻飘飘地否定了。
他不由回想起初见赵鑫时的画面来。
1975年他的明报副刊,面临开天窗的危机。
是他把赵鑫投稿的《上海滩》,从待定的稿子中捞了出来。
并且在第二天会见了那小子。
当时他是怎么说的?
他忘了。
可即便如此,他也觉得他当时一定会表现很好,有前辈风度。
无他,因这是他的性格使然。
现在突然被赵鑫鄙视武侠,说实话,金庸并没愤怒。
至少没有强烈的、外在的愤怒。
到了他这个年纪和地位,早已看惯潮起潮落,听惯褒贬毁誉。
但,一丝细微的、类似被冒犯的不悦,还是像一根小刺,轻轻扎了一下。
那是一种基于自身漫长创作生涯和巨大文化影响力的、理所当然的尊严感,被一个后辈以一种近乎傲慢的姿态所轻慢时,产生的本能反应。
“赵鑫…!”
金庸低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。
他知道这个人。
知道他的发迹史,知道他那些获奖的、口碑不错的现实主义作品,也知道鑫时代如今风头正劲。
一个成功的商人,一个有野心的文化操盘手。
他最终只是轻轻摇了摇头,将简报放到一边,拿起了《明报》的社论稿。
窗外,香港的夜景璀璨。
两个基于不同理念、代表着不同文化脉络的王国,在这一刻,因为一次否决,产生了第一次无声的、隔空的交集。
而风暴,还在酝酿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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