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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零年五月十七日，我出生在桑田镇上的一个农户家庭里。我有汉族和苗族的血统——父亲是汉族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靠着几亩田地来养家糊口；母亲是从几公里外的坡脚苗寨嫁过来的，那时她才十九岁。我很少有机会去外祖父那里，便很少见到舅舅等外戚亲人，能见到他们也多半是在我家里。我想父母很少带我到外祖父家去的原因，大概是因为外祖母已经过世，只有我那在村子里交过几年书的外祖父尚在人世，而且他却同一向和父亲母亲不太和气的舅舅住在一个屋子里。
识字很少的父亲，却对我——这个家庭里唯一的儿子——报以极大的期望。对于经历过人生大部分必须经历的事情的父亲来说，他总有许多值得我引以为鉴的经历。他此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静下心来，把在学校里该学到的东西都学到手。
十三岁的时候，父亲便不愿再去上学了。他开始迟到旷课，甚至瞒着祖父和祖母，一两天不到学校去。后来祖父和祖母拗不过他，也就随着他去。只上过小学的父亲，回家几年后，便开始了他那地地道道的农户生涯，宁愿在那几亩薄田里流汗，也不愿呆在学校里，做着那个年龄段所有孩子都该做的事情。因为落后而愚昧，因为愚昧而早早地将爱情送进坟墓，而当还未理解婚姻意味着什么的时候，却已将婚姻的镣铐扣住了刚刚破土而出的爱情之苗上。于是，婚姻不仅萎靡了爱情，也禁锢了愚昧，囚禁了落后——这，大概就是落后之地的人们祖祖辈辈都走不出贫困的部分原因吧。不过，这种状况自父亲那个年代以来，已有了很大的改观。至少，正当父亲正值步入婚姻的年龄时，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已多多少少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影子。父亲在走入婚姻的殿堂之前，确实在思考着我们这个时代里，每个即将步入婚姻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。他步入婚姻的方式，却似乎和现在我所理解的有所不同——我以为婚姻必然建立在爱情之上的。不过，那时的父亲似乎不是这样的。
二十岁的时候，一些和父亲同龄的人已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有些甚至已经生儿育女了。可是，父亲却在婚姻的门槛前处处受阻。原因是父亲一家的住房破旧。“那时候，你父亲到处去求亲，也有跟着他来的人，不过住了一两天，还没等这方的媒人去通媒呢，人家就借故溜了！”母亲有时这样对我讲着父亲的往事。父亲则什么也不说，只在一旁傻傻的笑着。能和母亲分享自己过往的事情，他心里似乎洋溢着一种难于言表的幸福。后来，父亲决定面对现实，也努力改变现状。他开始走南闯北，挣钱建房。
直到二十七岁，父亲才建起了新房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遇到了母亲。于是，他相信自己能给母亲以幸福。不过，因为家业薄弱，父亲又少了发家致富的营生头脑，他只能带着母亲同他一起受苦。这倒也应了“患难见真情”这句话，母亲并没有因为父亲的贫苦而离开。相反，她打从嫁给父亲的那天起，就安守着贤妻良母的本分，任劳任怨。她不识字，没文化，但淳朴善良，像所有朴实无华的乡村妇女那样，甘心为家庭奉献着一切，为子女受苦受累，却也甘之如饴。
作为父亲，一个有着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的长辈，他即使只是一个从事体力劳作的农人，却在用他自己的方式，以他的经历之所学教导我，当我在成长的路途中遇到黑暗的时候，为我点着一盏明灯。父亲自然没有商人的狡黠和善于专营，也不会逢迎谄媚，以他的淳朴，想的自然是淳朴的事情。“鸿儿，你要好好地学，将来做个人民教师，千万不要再走父亲这条路。”上了学，每次离家返校的时候，总免不了让父亲给叮嘱几句。而这样的话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也时常会在我耳边响起，鞭策着我，使我在学习上不断进步，名列前茅。
为了能让我上学，父亲把几亩薄田出租，每年仅可收取一千块钱的租金。然后，他联系到一个性罗的面条商老板，便进了面条厂打工，每月只能拿到八百块钱的工钱。把大部分田地出租后，父亲只留下了部分母亲能操持过来的用于种植玉米谷物。农忙的时候，幸亏有左邻右舍帮助，母亲才不至于那么辛苦。除了忙于农作物的播种收割外，母亲还驯养了几头家畜，以供出售，从中支取部分收入用于我和妹妹在学校的各种费用。
二零零七年，我以优越的成绩考入了沧海县第一高级中学——一所县级重点高中。七月的一天，我从邮局拿回录取通知书，把它递到了父亲手里。他看后，知道我被县里的重点高中录取，心里高兴极了。为了给我庆祝，他还筹备了一桌饭菜，请来了左邻右舍和他一起分享这份喜悦。
他从房后的玉米地里薅了些豆角、几个南瓜和南瓜尖，再从辣椒地里摘了一筐线椒和茄子，然后取下灶台上方被烟熏得乌黑的老腊肉，烧了一碟花生米、一碗青椒炒茄子、两碗青椒炒腊肉、一盆南瓜煮豆角和清汤南瓜尖。时下正值燥热季节，他在院里支起两张旧木桌，左邻右舍围坐着，边吃着边向他贺喜。
杀猪匠李叔捏着土瓷碗“滋溜”灌下一口玉米酒，喉结滚动如擂鼓，震得檐下干辣椒簌簌发抖：“老高！祖坟冒青烟啦！玉鸿可是块读书的料，有盼头了！”他油亮的手掌轻轻拍在父亲的肩上，“赶明儿娃当上人民教师，你这把老骨头就能享清福喽！”
父亲搓着结满老茧的手指憨笑，袖口沾的些许猪草屑簌簌落在桌沿：“啥福不福的......就盼着他别像我一样，一辈子抡镐头还吃不饱饭。”他略微佝偻的脊背突然挺直，混着酒气的声调劈开夏夜，“只要娃能踩着我的肩头翻出这山坳，这把老骨头碾成粉撒地里都值当！”暖黄的灯光将他的侧影投在土墙上，像一张绷到极致的弓。
听到别人的夸赞之词，父亲的脸上自然堆满了写不尽的笑容。而我，面对父亲，心里自然也是欣喜的。“父亲，孩儿不会辜负您的一片苦心和期望的。”我在心里向父亲承诺道。
“话别说太满！”母亲端着那盆南瓜煮豆角挤进人堆，往桌上的碗里添菜。热气熏红了她眼角的皱纹，她转头压低嗓子：“孙大姐您评评理——咱镇上王木匠的娃去年从广东回来，盖起了三层楼，他爹娘直接住进贴瓷砖的洋房！“她枯瘦的手指突然攥紧围裙，“要我说，不如早点......”
“不如早点说门亲事！”孙大娘抢过话头，“咱玉鸿这相貌，镇上开杂货铺的刘家闺女早打听过！”她肘部撞了下母亲，“十八结婚十九抱孙，你们老两口带带孙子，不比守个破书包强？”
李叔的瓷碗“哐当“砸在桌上：“老娘们懂个球！王木匠那娃在厂里被机器压断了手，厂里赔了啥？十万块买断命！”他油汗淋漓的脸转向父亲，“老哥，别听她们的！”
母亲的嘴唇翕动着，灯光淌过她微驼的肩线：“可......可学费从哪来？去年为凑初中资料费，他爹大冬天的进山背毛竹......”她突然哽住。角落里父亲正卷起裤管，膝盖上紫黑的冻疮疤像山核桃嵌在皮肉里。
“妈，我听说了，乡镇上去的头一名，学校减免学费！”我插话道。满桌倏地静了下来，只听见灶房柴火爆裂的噼啪声。母亲眼底闪过一道光，可那光很快沉进更深的忧虑：“那...那伙食费呢？住宿费呢？你妹妹开学也要买新课本......”
“秀兰！”父亲喝断她，开裂的指甲叩着桌面，“咱玉鸿考的是镇上头一名！镇长晌午还送红榜来——”父亲从怀里掏出张红纸，“唰”地抖开，手指戳着“奖学金”三个字时抖得厉害，“瞧见没？八百块！顶我背半个月毛竹了！”
孙大娘讪讪地抓了把瓜子塞给了母亲：“要我说，女娃认几个字就够用。玉鸿他妹过两年......”
“过两年让她考师范！”父亲看了一眼妹妹，嗓门震得灯影乱晃，“我高家要出两个教书先生！”他仰头灌尽碗底的酒渣，混浊的眼珠被酒精烧得晶亮。母亲张了张嘴，最终只是把手里剥好的几粒瓜子送进嘴里。
席散时月已中天。妹妹帮着将碗筷放入洗碗盆里，我则忙着将桌椅搬进堂屋。将进门时，只听得父母在灶房低语。“......得把圈里猪崽卖了。”父亲声音闷在淘米水里，“再跟罗老板预支几个月工钱......”
“卖猪？明年开春就指着它换化肥！”母亲刷锅的竹帚突然重了：“再说玉鸿住校......被子脸盆都得买新的......”
我从堂屋出来，进了灶房，瞧见父亲攥着抹布的手背青筋暴突：“棉被用我那床改！脸盆......捡矿上废弃的洋灰桶......”
“让娃用洋灰桶？”母亲的哭腔混进柴烟里，“他同学都用搪瓷盆！还有那奖学金——你当我不识字？红榜上哪有那么多钱！”
死寂中只有灶膛火星爆裂。父亲佝偻着摸出烟袋，烟锅在灶台磕出一声闷响。“赶明儿我多接夜班，”他忽然剧烈咳嗽起来，佝偻的脊背弯成虾米，“只要撑过三年......三年后......”
月光穿过破窗棂，照见母亲微微颤抖的肩头。她抓起抹布狠擦灶台，水痕在陈年油垢上蜿蜒如泪：“三年又三年......等玉鸿毕业，你早累成一把灰了！”突然“哐当”一声，洋铁瓢砸进锅里。
最终，在父亲的坚持和母亲的妥协下，这年八月，我迎来了满怀期盼的日子。入学那天，父亲把我送进了县一中的大门，交了各种费用后，他离开了。而我，要在这里接受十天的军训，然后开始我的另一段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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