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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色深沉，霓虹灯光透过污渍斑驳的玻璃窗，在狭窄的房间地面上投下模糊的光影。王海从散发着霉味的硬板床上坐起身，动作牵扯到腰背，一阵酸疼让他皱紧了眉头。他揉着惺忪的睡眼，看向床头那个从旧货市场淘来的、指针夜光的廉价闹钟。凌晨四点二十七分。又醒了。几乎每天都是这个点，像被设定好的程序，无需闹钟，准时从混乱、压抑的梦境中挣脱。梦里总有水，冰冷刺骨的海水，或是无边无际的、让人窒息的黑暗。更多的时候，是林国栋那双眼睛，年轻，清澈，带着最后时刻的茫然和绝望，在漆黑的背景里静静地看着他，不说话，就那么看着。每一次，他都会惊喘着醒来，浑身冷汗，心脏在瘦骨嶙峋的胸腔里狂跳，像要撞碎肋骨逃出来。
他坐在床边，粗重地喘了几口气。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气味，混合了隔夜食物的馊味、劣质烟草的焦油味、汗味，还有这栋老旧楼房本身散发的、如同陈年灰尘般的腐朽气息。这是城中村一栋自建楼的顶层阁楼，面积不到十五平米，倾斜的屋顶低矮压抑，夏天闷热如蒸笼，冬天阴冷似冰窖。唯一的窗户正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，距离近得能看清对面墙皮剥落的纹路，白天也难得见到阳光。
这就是王海现在的“家”。或者说，栖身之所。一个远离市中心，远离他过去所有熟人、所有“体面”生活的角落。
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沦落到这一步的。好像是从离开那个单位开始的？不，更早，是从那件事之后，从他跟着郑怀山，昧着良心，在那些材料上签字盖章，看着那个叫林国栋的年轻人被一步步逼到绝境开始的。不，还要更早，从他第一次收了不该收的钱，第一次帮郑怀山办了不该办的事，第一次在良心和利益之间选择了后者开始的。
这些年，他像坐过山车，不，是跳楼机。跟着郑怀山的时候，他也算风光过。郑怀山手指缝里漏出的一点油水，就够他活得比普通人滋润太多。房子换了大的，车子换了好的，老婆孩子穿金戴银，亲戚朋友面前也颇有面子。那时候他觉得，跟着郑老板，有前途，有“钱途”。林国栋的事？那是他不懂事，得罪了领导，自找的。他王海不过是听命行事，混口饭吃，有什么错？
可后来，郑怀山倒了。不是一下子倒的，是慢慢失势，被边缘化，手里的权柄一点点被收走。树倒猢狲散。他王海这个“猢狲”，自然也没了好下场。新来的领导不待见他，知道他以前是郑怀山的人，给他穿小鞋，明升暗降，最后找了个由头，让他“提前退休”了。说是退休，其实就是变相赶走，待遇差了一大截。
没了那份“体面”的工作，没了郑怀山那若隐若现的“关照”，王海才发现，自己什么都不是。年纪大了，没什么过硬的本事，又背着“前朝余孽”的名声，正经单位谁肯要他？做生意？他没那个头脑，也没那个本钱。早些年跟着郑怀山捞的那些钱，一部分被他挥霍了，一部分填了老婆孩子越来越大的胃口，还有一部分，投在了乱七八糟的“项目”上，血本无归。
坐吃山空。家里的矛盾越来越多。老婆嫌他没本事，赚不来钱，天天跟他吵。孩子大了，要钱的地方更多，上学、找工作、买房子、结婚……哪一样不要钱？他那点积蓄，就像阳光下的冰块，迅速消融。争吵，抱怨，然后是冷漠。终于，三年前，老婆带着孩子，跟他离了。房子判给了老婆孩子，他几乎是净身出户，只带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点微薄的存款，被赶了出来。
亲戚？朋友？他落魄后，打过几个电话。一开始还能敷衍几句，后来，不是不接，就是“在忙”、“不方便”。人情冷暖，他算是尝透了。那些以前围着他转，王处长长王处长短的人，如今看见他，要么装作不认识，要么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怜悯或鄙夷。他知道，自己在他们眼里，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一个可怜的、没用的老废物。
他租过几次房子，越搬越远，越搬越差。从小区搬到公寓，从公寓搬到城中村，最后，就只剩得起这顶层阁楼了。每个月的“退休金”，扣除房租、水电、最基本的生活开销，所剩无几。烟从几十块一包的软中华，降到十几块的红塔山，最后是几块钱一包的、呛人的劣质烟。酒也不敢多喝了，偶尔买点最便宜的白酒，就着花生米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独酌，越喝心里越苦，越喝越想起以前的风光，想起林国栋那双眼睛。
他现在在一个物流仓库当夜班保安。这工作还是托了以前一个早已没什么来往的远房亲戚的关系，低声下气求来的。工作时间是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，主要工作就是在仓库区巡逻，盯着监控屏幕，防止小偷小摸。工资低，工作枯燥，还要忍受夜班的煎熬和对身体的影响。但对他来说，这已经是一根救命稻草。至少，这份微薄的工资，能让他交得起房租，吃得起饭，买得起最便宜的烟。
他需要这份工作。他不敢想象失去这份工作后，自己会怎么样。流落街头？去捡垃圾？他不敢想。所以，即使腰背因为久坐和夜班越来越疼，即使白天睡不着、晚上强打精神的痛苦日益加剧，即使仓库主管和那些年轻搬运工偶尔投来的轻视目光让他如芒在背，他还是咬牙坚持着。他像抓住最后一根浮木的溺水者，死死抓着这份工作，尽管他知道，这块浮木也在慢慢腐朽。
闹钟指向四点四十。他必须起床了。夜班保安早上六点交班，但他需要提前一点去，打扫一下值班室，整理一下交接记录，免得被那个挑剔的早班保安说道。而且，从这城中村走到那个偏僻的物流园，要将近一个小时。他舍不得坐公交车，那两块钱，能买两个馒头当一顿早饭。
他动作迟缓地爬起来，套上那身洗得发白、袖口已经磨损的深蓝色保安制服。制服不太合身，松松垮垮地挂在他因为消瘦而显得佝偻的身体上。对着墙上那块裂了缝的、模糊不清的镜子，他胡乱抹了把脸，用缺了齿的塑料梳子梳了梳稀疏花白的头发。镜子里的人，面色灰黄，眼袋浮肿，眼神浑浊，嘴角向下耷拉着，一副愁苦而麻木的表情。这就是王海，五十八岁，看起来像六十八。
他拿起桌上那个磨掉了漆的旧铝饭盒，里面是昨晚吃剩下的、已经冷透发硬的半盒米饭和一点咸菜。这就是他的早饭兼午饭。晚上值班时，如果实在太饿，仓库角落的自动贩卖机里有最便宜的饼干，但他很少舍得买。他拧开一个用了很多年的塑料水瓶，灌了点自来水。然后，他检查了一下裤袋，里面有几个硬币，是他今天全部的活动资金——如果下班回来实在饿得不行，或许能在巷口摊子上买个一块钱的馒头。
他锁上那扇薄薄的、一脚就能踹开的木板门，挂上一把生了锈的旧锁。其实里面没什么值得偷的东西，最值钱的可能是那台二手小电视机，还是黑白的。但他还是习惯性地锁上，仿佛锁住的不是门，而是他那点可怜的、仅剩的安全感。
走下狭窄、昏暗、堆满杂物的楼梯，穿过弥漫着清晨湿冷空气和垃圾酸腐气味的巷子。城中村已经开始苏醒，早起的小贩推着车，发出吱呀的响声，偶尔有倒夜壶的老人，咳嗽着走过。王海低着头，缩着肩膀，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快步走着。他害怕遇到熟人，虽然这里几乎不可能有他过去的熟人，但他还是害怕，害怕任何可能让他想起过去的目光和交流。
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他早已习惯。脚步沉重，腰背的酸痛随着行走一阵阵传来。他脑子里空空的，什么也不愿意想。想过去，只有痛苦和恐惧；想未来，一片漆黑，毫无希望。他只能像一具行尸走肉，麻木地向前走，走向那个能给他提供一顿晚饭和栖身之所的仓库。
天色渐渐亮了一些，但铅灰色的云层很低，预示着可能又是一个阴天。快到物流园时，他路过一个报亭。晨报已经摆了出来，头条新闻的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印刷着。王海下意识地瞥了一眼，脚步猛地顿住了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，几乎停止了跳动。
标题是：《昔日“能人”郑怀山主动投案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》。
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“据知情人士透露，郑怀山涉案金额特别巨大，情节特别严重，并涉及多起陈年旧案……”
王海呆立在报亭前，浑身冰冷，血液仿佛都凝固了。他死死地盯着那个名字——郑怀山。郑老板！他怎么会……主动投案？不，不可能！郑老板那样的人，手段通天，关系网盘根错节，怎么可能主动投案？一定是搞错了！是假新闻！
他颤抖着手，从裤袋里摸出两个硬币——那是他准备买馒头的钱——扔在报亭窗台上，抓起一份还带着油墨味的报纸，凑到眼前，贪婪而又恐惧地阅读着那篇并不长的报道。报道写得语焉不详，但关键信息很清楚：郑怀山，于昨日上午，自行前往省纪委监察委，供述了自己多年来的违纪违法问题，涉及贪污受贿、滥用职权、为黑恶势力充当“保护伞”等多项严重指控，目前已被采取强制措施，案件正在深入调查。报道还提到，此案可能牵扯更广，引发连锁反应。
报纸从王海颤抖的手中滑落，飘落在潮湿肮脏的地面上。他像是被人当胸打了一拳，踉跄着后退两步，背靠在一面冰冷的墙壁上，才勉强没有摔倒。冷汗瞬间浸透了他单薄的保安制服内衬，黏腻地贴在皮肤上，带来一阵阵寒意。
郑怀山投案了！主动投案的！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郑怀山完了，彻底完了！而且，他是“主动”供述！他会供出什么？他会把以前那些事，全都说出来吗？林国栋的事……吴建国的事……孙副组长的事……还有那些数不清的、见不得光的交易……他王海，作为郑怀山曾经的“得力助手”、“心腹”，能跑得掉吗？
巨大的恐惧如同冰冷的潮水，瞬间将王海淹没。他感到呼吸困难，眼前发黑，耳朵里嗡嗡作响。报亭老板似乎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嘟囔了一句什么。王海猛地惊醒，像是被烫到一样，弯腰捡起地上的报纸，胡乱卷起来，塞进怀里，然后低着头，几乎是跑着离开了报亭，冲向物流园的方向。
他跑得气喘吁吁，心脏狂跳，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回响：郑怀山倒了！郑怀山倒了！他供出来了！他一定什么都供出来了！下一个就是我！他们要来找我了！警察！纪委！还有……还有那些和郑怀山有牵连的、心狠手辣的人！他们不会放过知情人！我会像吴建国一样！像孙副组长一样！不，可能更惨！
他冲进物流园大门时，差点撞到一辆正在卸货的叉车。司机探出头骂了一句，他充耳不闻，失魂落魄地跑向值班室。
早班的保安老张已经来了，正在换衣服。看到王海脸色惨白、满头大汗、魂不守舍的样子，皱了皱眉：“老王，你怎么了？见鬼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”
“没……没什么……”王海声音干涩，勉强挤出一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“可能……可能昨晚没睡好，有点头晕。”
“哦，”老张也没多问，自顾自地整理着制服，“对了，刚才主管来找过你，说你昨晚巡逻记录没写清楚，让你今天下班前去他办公室一趟。你小心点，主管最近心情不好，别撞枪口上。”
“好……好，我知道了。”王海心不在焉地应着，脑子里一团乱麻。主管？扣工资？训斥？这些平时能让他焦虑半天的事情，此刻在郑怀山投案的巨大阴影下，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会不会被抓，会不会被灭口，过去那些事会不会被翻出来。
他强打精神，跟老张做了简单的交接。老张看他状态实在不对，也没多说什么，摇摇头走了。
王海一个人坐在狭窄的值班室里，面对着十几个监控屏幕。屏幕上显示着仓库各个角落静止或偶尔有搬运工走动的画面。但他什么也看不进去，眼前晃动的全是报纸上“郑怀山”那三个字，还有林国栋那双越来越清晰的眼睛。
他想起十一年前，林国栋被开除后，失魂落魄地离开单位的背影。想起后来听说林国栋跳楼的消息时，自己那一瞬间的心悸，和随即涌起的、强行压下去的庆幸——幸亏他死了，死无对证。想起郑怀山后来拍着他的肩膀，说“小王，干得不错，以后跟着我，亏待不了你”。想起那些年跟着郑怀山吃香喝辣、前呼后拥的日子。想起自己也曾是别人羡慕的“王处长”，也曾趾高气扬，也曾以为抱上了大腿，这辈子稳了。
可如今呢？郑怀山进了纪委，自己沦落到在物流仓库守夜，拿着微薄的薪水，住在肮脏的阁楼，众叛亲离，惶惶不可终日。这是报应吗？是林国栋的冤魂在索命吗？
不，不只是林国栋。还有吴建国，那个憨厚老实、却非要较真查账的财务科长。他记得郑怀山当时阴冷的眼神，记得胡济才拍着胸脯保证“处理干净”。后来，吴建国就“意外”坠河了。还有孙副组长，那个油盐不进、非要追查“蝎子”集团的纪检干部，后来出车祸死了。当时他就隐隐觉得不对，但他不敢想，更不敢问。他只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继续享受着郑怀山带给他的好处。
现在，郑怀山倒了。这些事，会不会都被翻出来？他王海，虽然在那些事里不是主谋，甚至不是直接执行者，但他知道，他参与了一部分，他默许了大部分，他从中获得了利益。他是帮凶，是从犯。一旦查起来，他跑得掉吗？郑怀山会保他吗？显然不会。郑怀山自己都自身难保，主动投案，肯定是想争取宽大处理，肯定会把能说的、不能说的都说了，以求保命减刑。他王海这样的小角色，在郑怀山眼里，恐怕连弃子都算不上，顶多是随时可以抛出去顶罪的替罪羊。
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王海抱着头，手指深深插入稀疏的头发里，痛苦地蜷缩在椅子上。去自首？像郑怀山一样？可他有什么资格自首？他知道的，郑怀山肯定都说了。他自首，最多算是坦白，而且很可能被当成郑怀山的同案犯，罪行一点不会轻。不自首，等着被抓？那更惨。而且，除了警察和纪委，还有胡济才，还有“蝎子”集团那些人！他们要是知道郑怀山出事了，会不会清理知情人？自己知道那么多，他们能放过自己吗？
逃跑？像电影里那样，隐姓埋名，远走高飞？他有钱吗？有门路吗？他一个快六十岁、除了看仓库什么都不会的老头子，能跑到哪里去？恐怕没出这个城市，就被抓住了。
绝望，如同冰冷的藤蔓，紧紧缠绕住王海的心脏，越收越紧，让他几乎窒息。他感到一阵阵剧烈的眩晕和恶心。监控屏幕上的光，在他眼中扭曲、晃动，变成一片模糊而恐怖的光斑。
他猛地站起来，冲到值班室角落里那个肮脏的洗手池边，拧开水龙头，用冰冷的自来水拼命冲洗着自己的脸，想要让自己清醒一点，冷静一点。水流哗哗作响，打湿了他花白的头发和破旧的制服前襟。他抬起头，看着镜子里那张湿漉漉、惨白如纸、写满恐惧和绝望的脸。
这张脸，陌生而可憎。这就是他，王海，一个卑微、怯懦、贪婪、最终被自己的罪孽和恐惧吞噬的老男人。他曾经以为跟着郑怀山是攀上了高枝，却不知道，那高枝下面，是万丈深渊。如今，高枝已断，他正无可挽回地坠向深渊之底。
窗外，天色似乎更亮了一些，但厚厚的云层依然低垂，没有一丝阳光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只是又一个平凡的工作日。但对王海来说，这一天，可能就是他命运彻底改变的起点，或者终点。
他擦干脸上的水，走回监控屏幕前，强迫自己坐下。但他根本无法平静，每隔几分钟，他就要神经质地扭头看向值班室门口，或者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，都会让他心惊肉跳，仿佛下一秒，就会有穿着制服的人，或者更可怕的人，破门而入，将他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
时间从未如此漫长，也从未如此难熬。每一分，每一秒，都像钝刀子割肉。王海就坐在那里，在无声的、巨大的恐惧中，等待着，等待着那未知的、却仿佛必然来临的审判。他的近况，就是一颗悬在深渊之上、即将断裂的枯藤上，瑟瑟发抖的、绝望的虫子。他不知道风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藤蔓何时会断，他只能被动地、恐惧地，等待着那最终的坠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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