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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豫登基之初，皇权旁落、权宦滔天，李辅国以“尚父”之尊凌驾帝王之上，把持禁军、总揽朝政、进退百官，几乎架空新帝君权。面对功高震主、骄横无度的元勋权宦，李豫并未仓促发难、硬碰硬对峙，而是深谙隐忍蓄力、以柔克刚的帝王之道，开启了他一生最为擅长的制衡驭臣之术。他表面尊崇优待、步步加恩，主动晋封李辅国为博陆王，给予无上爵位荣宠，极尽褒奖礼遇，麻痹其心智、放松其警惕；暗地里借力打力，扶持新晋宦官程元振，利用其宫禁势力与李辅国派系相互制衡、分削权柄。在帝王的暗中布局下，李辅国兵权、政权被层层剥离，权势日渐架空，最终被迫告老致仕、退出朝堂核心。
李辅国失权归第、形同废人之后，代宗顺势清扫余孽、根除隐患。不久，李辅国于府中遭“盗贼”刺杀，身死家灭。朝野心知肚明，这场离奇的入室刺杀绝非偶然，普遍认为是代宗默许、当朝宰相元载暗中指使，为帝王彻底除去心腹大患。一代权宦落幕，全程行云流水、朝野不惊，未见半点动荡，尽显代宗深沉老练的政治手腕。
除去李辅国之后，助帝夺权、执掌宫禁的程元振顺势崛起，接替李辅国总领禁军、掌管宫禁机要、参决中枢政务，一跃成为朝堂最有权势的近臣。大权在手的程元振，迅速重蹈前任覆辙，恃宠专权、恣意妄为，屡次构陷忠良、谗害朝臣、闭塞言路、蒙蔽圣听。尤其吐蕃大举入寇之时，他隐匿边关急报、贻误军国大计，直接导致京师沦陷、帝王流亡，祸害国家之罪滔天，朝野百官、天下军民尽数怨愤，人心彻底尽失。
待到朝怨民愤积累至极，李豫见时机成熟，不再姑息纵容。他采纳太常博士柳伉直言进谏，顺应朝野公论，下诏历数程元振专权误国、蒙蔽视听、构陷忠良、祸乱社稷的累累罪责，彻底剥夺其所有官爵职衔，先贬为庶人、放归田间乡里，杜绝其干预朝政的可能，后为肃清朝野、惩戒奸佞，再度下诏将其远流溱州，终身不得归朝，彻底终结其乱政生涯。
接连肃清两大权宦之后，朝堂暂时清净，但宦官干政的根基未除，新的权霸再度滋生。大历五年（770年），总领神策禁军、监天下兵马、势倾朝野的鱼朝恩愈发骄狂跋扈，凌辱宰辅、藐视百官、干预一切朝政，甚至狂言天下政务皆由己出，僭越无度、危及皇权，成为新一代朝堂巨蠹。
面对气焰滔天的鱼朝恩，李豫再度施展精妙制衡之术。他表面优容纵容、曲意安抚，暗中与心思缜密、权谋深沉的宰相元载秘密结盟，二人周密谋划、定下诛除大计。借着宫中宴会之机，代宗不动声色、布局设伏，于宴后单独扣留鱼朝恩，命侍卫当场将其缢杀，对外只宣称其畏罪自裁，全程干净利落、滴水不漏。三大权宦相继被除，朝堂震荡极小、内外安稳。
北宋名臣苏辙对此高度赞誉，评价代宗**“去三大奸如杀犬羊”，处置权宦举重若轻、杀伐果断、分寸得当，能够做到“中外不惊，上下厌服”**，尽显帝王高超的控局能力，历代少见。
明清之际大儒王夫之，更是精准看破了李豫一生驭臣治国的底层逻辑，直言其深受《老子》**“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”**的帝王权谋思想浸润，一生执政、用人、除奸，皆遵循此道：先纵之使其极盛，再俟其恶贯满盈、人心尽失，而后一举除之。
王夫之精准剖析代宗执政脉络：李辅国极骄极恶而后被杀，程元振祸乱天下而后被流放，鱼朝恩权倾四海而后顷刻伏诛；代宗深知借力打力之妙，刻意借元载之手诛杀跋扈鱼朝恩，先纵容元载专权坐大、极尽贪横之恶，待其罪迹昭著、朝野共弃之时，再反手清算、族灭其家。一纵一收、一养一杀，尽在帝王掌控之中，权谋城府之深，可见一斑。
鱼朝恩伏诛后，元载因定策除奸大功，圣宠达到顶峰，独揽中书大权、总决朝政，成为朝堂唯一权臣。大权独揽的元载逐渐迷失本心，恃功自傲、专权跋扈、结党营私、专营私产、贪赃枉法、贿赂公行，朝野风气再度败坏，贪官污吏依附其势、横行天下，朝堂纲纪再度紊乱。
目睹元载日益嚣张、祸乱朝纲、尾大不掉，李豫再度收敛恩宠、暗中布局、静待时机。大历十二年（777年），代宗万事筹谋已定，果断下诏，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领兵收捕元载，当庭历数其罪状，最终将其诛杀、族灭其党，再度肃清朝堂奸邪、收回旁落皇权。
接连铲除三大权宦、一代权相之后，代宗深知朝堂积弊深重、吏治污浊、风气败坏，亟需清正贤臣重整朝纲、移风易俗、革新弊政、安定天下。于是在元载伏诛之后，他破格起用朝野闻名、一生清廉、刚正不阿、品行端方的杨绾拜相，寄厚望于贤臣，希望凭借其清正风骨革除数十年贪腐积弊、整顿吏治、重振朝纲、开启太平之治。
杨绾拜相之后，不负帝望、以身作则、厉行节俭、杜绝奢靡、整肃官风、严明吏治。其清正之风震慑朝野，朝中往日奢靡铺张、攀比浮华、徇私舞弊的权贵勋贵、文武百官，尽数收敛骄奢习气、恪守礼法、谨守本分，数十年败坏的朝堂风气为之一新，真正起到了移风易俗、肃正朝纲的关键作用。
杨绾执政虽不过短短数月，却深得朝野敬重、百官信服、民心归向，是代宗一朝最负盛名、最具治世之才的贤相。可惜天不假年，杨绾身负重病、体弱多病，拜相未久便溘然长逝。
贤臣陨落、治世无望，代宗痛心疾首、悲恸不已，发出千古慨叹：“天不使朕致太平，何夺我杨绾之速也！” 一句悲语，道尽帝王渴望治世、渴求贤臣、无力回天的深深遗憾。
纵观代宗一生用人理政，极具双面性、充满矛盾与取舍，既有知人善任、明辨忠奸、体恤民生的明君之度，亦有用人失察、取舍不当、姑息庸臣的执政缺憾。
其识人明断、用人得当之处，最鲜明体现于信任郭子仪一事。宦官屡次谗毁郭子仪、捏造罪证、离间君臣、诬陷谋反，朝野流言四起、非议不断，但李豫始终心怀清明、不信谗言、笃定忠奸，始终信任、倚重、保全郭子仪。正是这份君臣相知、用人不疑的胸襟，让郭子仪得以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、挽狂澜于既倒，数次成功抵御吐蕃大举入侵、保全关中、安定社稷、再造长安，撑起摇摇欲坠的大唐江山。
但与此同时，代宗一朝宰相用人之失，是其执政生涯最大短板与诟病。前期专任元载，纵容其专擅朝政、贪腐横行、贿赂公行、败坏吏治，让战后残破的天下再度深陷吏治混乱、民不聊生；晚年复用常衮主持朝政、总领中书。
常衮虽清廉自守、杜绝贿赂、不贪不腐，品行无可指摘，却生性刻板、毫无识人之明、不懂用人之道、不通变通理政。他执政期间贤愚不辨、良莠不分，有才之士不得擢升、沉于下僚，庸碌冗官稳居朝堂、尸位素餐，朝野人才尽数停滞、进退无途。但凡同僚与其议事稍繁、往复请示、言辞琐碎，常衮便轻蔑呼之为“踏伯”，视作冗沓无用之人，阻塞言路、压抑人才。
朝堂昏暗、贤愚倒置、风气荒谬，京师百姓、朝野士人皆心生嘲讽，作打油诗讥讽当朝乱象：“常分别，元好钱，贤者愚，愚者贤。”
世人直言：元载当政唯爱钱财、贿赂公行；常衮当政不辨贤愚、埋没人才。清廉之士被视作愚钝，庸劣之辈身居高位、俨然贤能，朝堂黑白颠倒、善恶不分。
时任朝臣崔祐甫亦直言上疏、痛陈朝政弊病，尖锐指出：当朝朝野上下昏昧闭塞、是非混淆、善恶倒置，原本应当清廉严明、秉公治事、肃正风气的官府衙门，已然沦为庸劣鼠辈苟且偷安、养尊处优、混食俸禄之地，如此吏治，何以治国、何以安民、何以兴太平？
贤臣直言，句句切中要害，这也是代宗一生用人不明、执政短板的真实写照，是其无法开创盛世中兴、只能维持残局守成的核心症结。
但瑕不掩瑜，除却用人缺憾之外，代宗本人理政处事，时常勤勉认真、体察民情、明察是非、不徇私情、不惧权贵、严于律己、严于亲贵，尽显仁君底色。
大历十二年（777年）十月，关中秋雨连绵、大水成灾，良田被淹、百姓受灾、民生困顿。京兆尹黎干据实上奏，直言水灾损毁民间农田三万一千顷，灾情惨重、亟需赈灾免税、安抚流民。
然而时任户部侍郎、判度支韩滉为粉饰太平、遮掩灾情、保全政绩，刻意瞒报灾情、谎称损毁甚少、不足为虑。兼任渭南县令的刘藻为攀附权贵、曲意逢迎韩滉，亦刻意隐瞒本县灾情，谎称渭南境内田亩完好、毫无受灾。
为核实实情、辨明真伪，李豫派遣御史赵计前往渭南核查灾情，不料赵计亦阿附权贵、趋炎附势，刻意包庇韩滉、刘藻，回朝复命依旧谎称渭南无灾、民生安稳。
连番瞒报、上下欺瞒，代宗却始终保持清醒、不信虚言、洞悉弊病。他直言驳斥：“水旱灾祸都是均衡遍及天下的，一县气候水土相近，天下州县皆遭水患，唯独渭南独免灾荒，绝无此理！”
为彻底查清实情、不被臣下蒙蔽、不委屈受灾百姓，李豫再度另遣御史朱敖重新深入渭南乡间、逐里核查灾情、勘验田亩损失。朱敖秉公核查、据实回奏，明确上报渭南实际受灾田亩三千顷，灾情确凿、百姓流离。
真相大白、欺瞒败露，代宗感慨万千，痛斥地方官吏失职失德：县令牧民一方、职在安抚百姓、体恤疾苦、上报民情，纵使无灾亦当谨慎核查、体恤民生，况实有灾荒却刻意隐匿不报、粉饰太平、漠视生民疾苦，全无爱民恤民、为官尽责之心！
随即下诏，将刻意瞒报灾情、阿附权贵、欺君罔上的刘藻、赵计双双贬官惩处，肃正吏治、惩戒虚妄，杜绝朝堂上下瞒报欺上、漠视民生的歪风。
对待皇亲国戚、至亲贵眷，代宗更是法度严明、不徇私情、执法严苛、绝不纵容亲贵违法乱纪。
大历四年（769年）七月，代宗皇姨弟薛华依仗皇室亲贵身份、骄纵跋扈、横行无忌，因私人酒色忿怨、一时私愤，无端残害三条人命，行凶之后为掩盖滔天罪恶，刻意藏匿尸体、沉尸井下、妄图湮灭罪证、逍遥法外。
命案败露、罪证确凿，朝野震动、民声哗然。面对至亲外戚的重罪恶行，李豫毫不偏袒、绝不徇私，即刻下令将薛华抓捕入狱、彻查罪状、依**罪。最终为严明国法、震慑权贵、安抚民心、彰显公道，断然下诏，令其狱中自尽，以正法纪。皇亲犯法、与庶民同罪，尽显帝王秉公执法、不徇私亲的魄力。
代宗体恤苍生、以民为本的仁君胸襟，更体现在毁水磨、利农耕的千古佳话之中。
某年关中大旱、久旱无雨、农田缺水、禾苗枯焦、农事受阻、百姓颗粒无收、民生艰难。京兆尹黎干顺应万民诉求、体恤农耕疾苦，上奏代宗，恳请下诏拆除泾河沿岸权贵私设的水磨，疏通河道水流、保障农田灌溉、救济万民、保全秋收。
诏令初下，众多权贵勋戚纷纷抵触，其中升平公主与驸马郭暧，于泾河沿岸私建水磨、垄断水流、牟利已久，听闻拆磨诏令，即刻入宫面圣，恳请父皇法外开恩、保留自家水磨、保全私产。
面对爱女求情、权贵私利，代宗心怀天下、心系苍生、公私分明、毅然回绝，郑重告诫升平公主：“朕下诏拆毁水磨，不为私利、不为虚名，只为天下苍生、万民生计！你身为皇室公主、朕之爱女，当为天下贵戚表率，率先奉公、体恤百姓、遵旨利民！”
公主听闻帝言、幡然醒悟、心悦诚服，当日便主动遣人拆除自家设于泾河的八十处水磨。权贵勋贵见状，尽数收敛私心、纷纷遵旨拆除私设水磨，河道畅通、水流普惠万民、农田得以灌溉，关中百姓赖以存活，朝野传为千古美谈。
除此之外，代宗在位期间，积极整顿制度、改革吏治、完善选官体系，为中唐乱世维系制度秩序、延续王朝根基作出重要贡献。
安史之乱后，长安屡遭兵祸、选制崩坏、人才选拔紊乱无序。宝应二年（763年），李豫锐意改革选举制度，打破盛唐以来长安独掌科考选官的旧制，首创两都分举选之制。他下诏任命尚书左丞杨绾主持东京洛阳铨选事务，礼部侍郎贾至执掌东都科举取士，东西两京分设考场、分掌选官、并行科考、分揽天下人才。
史书记载：“两都分举选，自此始也。”
这一制度革新，有效分流了战乱时期的人才压力、拓宽了寒门入仕渠道、完善了乱世选官体系、弥补了中枢人才匮乏的短板，是代宗一朝为数不多、影响深远、惠及后世的制度创举。
纵观唐代宗李豫一生执政：精于帝王权术、善驭群臣、能除大奸、能肃朝纲、体恤民生、严管亲贵、有心治世、勤于理政、锐意改制；却也猜忌过深、纵容宦风、识人有弊、相臣误用、晚年怠政、崇佛耗财、姑息藩镇，功过交织、得失并存，是一位典型的乱世守成、功过参半的中唐帝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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