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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，上海，黄浦江畔。汪昭端着红酒杯，站在落地窗前。窗外灯火通明，东方明珠塔的光影在江面上碎成一片。
今天是她三十六岁生日。
没有蛋糕，没有派对，没有男朋友。只有一瓶喝了一半的红酒，和窗外永远看不腻的江景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合作伙伴发来微信：“汪总，生日快乐！下季度的合同我发你邮箱了，有空看看。”
她回了个“收到”，附上一个微笑的表情。
做进出口贸易十五年，从跑单帮到有自己的公司，她早就习惯了“生日等于工作日”的日子。不习惯又能怎样？三十六岁，未婚，没有孩子，存款够花，但也没多到可以躺平。
她举起酒杯，对着窗外的江面，自言自语：“汪昭，辛苦了。”
一饮而尽。
然后她窝进沙发，刷了会儿手机。B站首页推了一部民国剧的剪辑，她点了进去。
这不是她第一次看这部剧了。弹幕飘过一排“三刷打卡”，她笑了一下，接着看。
看到某一集，一个配角出场——穿深色中山装，戴金丝眼镜，面无表情地站在办公室里。
弹幕说：“楚秘书好帅。”
汪昭的眼皮越来越重。手机滑到沙发上，屏幕还亮着。
她睡着了。
再睁开眼，汪昭看到的不是自家的天花板。
是青色的帐幔。雕花的木床。空气里有一股中药味，浓得呛人。
她想动，发现自己浑身没力气，像是被人抽走了骨头。
“昭儿！你终于醒了！”
一个穿蓝布衫的女人扑过来，眼眶通红，把她搂进怀里，声音又哭又笑：“你吓死娘了……你烧了三天，娘以为你要……你要……”
汪昭的脑子嗡嗡作响。
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——不是三十六岁商人的手。没有薄茧，没有指甲油，是一只很小的手，白得像藕节，手指细细的。
她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“水……”她听到自己的声音，细得像只小猫。
女人慌忙去倒水。
汪昭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穿越了。
她花了三天时间，才搞清楚自己的处境。
现在是清朝还是民国，她还没完全弄明白。她变成了一个六岁的小女孩，姓汪，家里是扬州的盐商——但不是总商会的头面人物，只是“分支”。
这具身体的原主人，因为一场秋雨淋了寒，高烧不退，烧了好几天，差点没命。她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“进来”的。
穿蓝布衫的女人是她的母亲，娘家姓方，单名一个蕙字。父亲叫汪仲和，四十来岁，戴着金丝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不像盐商，倒像个教书先生。
汪昭第一次见到父亲时，他走到床边，摸了摸她的额头，说：“烧退了就好。下次不许再淋雨。”
语气不算温柔，但眼神里有实实在在的担心。
“知道了，爹。”她说。
汪仲和微微一愣，似乎觉得女儿今天说话的语气不太一样，但他没多想，点了点头出去了。
几天后，汪昭能下床了。
她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，看着母亲方蕙在廊下绣花。方蕙是个读过书的女子，娘家也是扬州的书香门第，嫁给汪仲和后，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——女儿就是汪昭，是最小的一个。
两个哥哥都在外地的学堂念书，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。
“娘，现在是哪一年？”
方蕙觉得这问题有点奇怪，但还是回答了：“民国了，今年是民国元年。”
她深吸一口气。
汪昭后来才知道，父亲做的叫“盐引”——说白了就是食盐运销的许可证。扬州盐商分总商和散商，他们家不是总商，但也不差。
方蕙有时候会念叨：“你爹这个人啊，别的本事没有，算账是一把好手。”
接下来的日子，汪昭慢慢适应了新身份。
她发现这具身体有一个了不得的天赋——对数字异常敏感。
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，是父亲在堂屋算账的时候。
汪昭坐在他腿上，本来是等他算完了好吃饭。她百无聊赖地瞥了一眼桌上的账本，密密麻麻的数字，她扫了一遍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
这页的加总不对。
她愣了一下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再看一眼，心算了一遍——
真的不对。少了十二两银子。
“爹，”她开口，“您这页的账，好像加错了。”
汪仲和停下算盘，低头看着怀里的小女儿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您算一下最后那列，”汪昭指着账本，“应该是四百二十三两，不是四百一十一两。”
汪仲和将信将疑地重新加了一遍。他的表情从怀疑变成惊讶，又从惊讶变成震惊。
“昭儿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汪昭自己也愣住了。
她前世做进出口贸易，对数字本来就敏感，但也没到这个程度。这具身体的原主人，似乎天生就对数字有一种“直觉”——而她穿越过来之后，这个能力不仅没丢，反而更强了。
“我就是……看出来的。”她说。
汪仲和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，突然笑了。
“好，”他说，“等你病好了，爹教你打算盘。”
从那天起，汪仲和开始有意无意地培养女儿对数字的感觉。
他教她打算盘，教她记账，教她看盐引的行情。汪昭学得飞快——前世做生意的底子加上这具身体的天赋，让她在数字面前如鱼得水。
方蕙有时候会抱怨：“你把女儿教成账房先生了，以后怎么嫁人？”
汪仲和说：“嫁人有什么好？能自己立住，才是本事。”
方蕙白了他一眼，但也没再说什么。
汪昭发现，这对父母确实和传统的中国家庭不太一样。他们不重男轻女，不逼她裹脚，不跟她说“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”。方蕙自己就是个读过书的女子，偶尔还会从箱底翻出一本《女报》来看。
汪昭后来才知道，方蕙年轻的时候，差点去上海念女子师范。后来嫁了人，没去成，但她把这份念想，放在了女儿身上。
“昭儿，”方蕙有时候会摸着她的头说，“你以后一定要去念书。念很多书。不要像娘一样，一辈子困在这个院子里。”
汪昭点了点头。
她心里想：我会的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
汪昭在扬州长到了十二岁，又长到了十五岁。两个哥哥一个去了上海念大学，一个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。家里还是只有她一个孩子，但她已经不觉得孤单了。
她刻意训练自己对数字的敏感度。
走在街上，她会在心里默算每家店铺的大致流水；看报纸，她会留意每一个数字，哪怕是一条不起眼的进出口数据；父亲处理账目时，她坐在旁边，有时候只看一眼就能说出总数。
汪仲和对她刮目相看，有时候甚至会认真听她对生意的看法。
“你这脑子，”他说，“不做商人可惜了。”
汪昭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她知道自己的路不在盐引上。
十六岁那年，汪仲和把女儿叫到书房。
“昭儿，”他说，“我想送你去美国念书。”
汪昭看着父亲，没说话。
“中国以后需要懂现代科学的人，”汪仲和摘下眼镜，擦了擦镜片，“咱们家的生意，做到头也就是个盐商。但你不一样。你脑子好，英文也学得差不多了，出去见见世面，学点真本事回来。”
“爹不怕我跑远了不回来？”汪昭问。
汪仲和笑了：“你跑得再远，也是我汪仲和的女儿。”
方蕙在旁边红了眼眶，但没拦着。
她年轻时没做成的事，女儿替她去做。
1923年秋，上海码头。
汪昭拎着一只皮箱，站在舷梯上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父亲站在码头上，穿着灰色长衫，手背在身后，表情很平静。母亲方蕙站在他旁边，眼眶红红的，用手帕捂着嘴。
“学成了就回来。”汪仲和说。
汪昭点了点头。
她没有哭。三十六岁的灵魂让她知道，这一别也许就是很多年，但哭没有用。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学成了回来。
她转身走上舷梯，没有回头。
轮船鸣笛，缓缓驶离码头。
汪昭站在甲板上，看着黄浦江两岸的景色慢慢后退。外滩的洋楼、码头的苦力、江面上的帆船——这一切正在远去。
她要去的地方是匹兹堡。匹兹堡大学，数学系。
四年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海风咸腥，灌进肺里。
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。她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民国留学故事。
学数学，回国，用自己学到的东西，为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做点什么。
这是她此刻唯一的念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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