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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这一年，越来越像一座被不断塞满的城。码头上每天都有新来的难民，背着包袱，拖着孩子，从湘鄂、从江浙、从华北一路往后方逃。
可再难，大人总还能咬牙撑着。
最熬不住的，还是孩子。
张芳君近来常往七星岗那边跑。
她原本不太爱出门，家里的事情料理得井井有条后，就更少往外走了。可自从去了那家慈幼教养院，人反倒忙了起来。
那地方是法国仁爱堂资助的。
旧教堂后头腾出一片院子，住了几十个从战区送来的孩子。修女们人数有限，很多事忙不过来，太太小姐还有些女学生，职员知道消息，都会抽出时间来帮忙。
张芳君第一次回来那天，晚饭吃得很少。
方蕙看她神色不对，问她怎么了，她摇摇头，半天才轻声说：
“里面有个孩子，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。”
饭桌上静了一瞬。
继宁年纪小，没听太懂，还抬头问：
“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姓什么？”
张芳君低头扒了两口饭，之后便不再说话。
第二天一早，她就把家里压箱底的旧布料全翻了出来。
有些是旧旗袍拆下来的料子，有些是孩子们小时候做衣服剩的边角布，颜色不一样，花纹也不一样，她全都仔仔细细叠好。
方蕙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。
“要送过去？”
张芳君点头。
“那些孩子衣服太薄了。”
又低声补了一句。
“有个小姑娘，冬天还穿着单衣。”
那之后，她几乎天天过去。
上午帮忙缝补衣裳，洗洗涮涮，晒床单，下午则教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认字。
她本来就温柔，说话声音轻，孩子们很容易亲近她。
刚开始那些孩子还有些怕生。
后来慢慢熟了，就开始跟在她后面转。
有个五六岁的小姑娘，最开始总躲在门后偷看她。
头发黄黄的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
别人问话也不答。
后来张芳君给她补衣服的时候，轻声问她冷不冷，小姑娘才慢慢挪过来，坐在她身边。
再后来，干脆天天跟着她。
有一回张芳君要回家，小姑娘拽着她衣角不松手，小声喊了句：
“张妈妈。”
张芳君当场就怔住了。
她低头看着那孩子，好半天没说话。
最后只是蹲下来，把小姑娘抱进怀里。
那天回家后，她眼圈一直是红的。
家里的孩子们也渐渐知道了慈幼院的事。
聪聪年纪最大，懂得也最多。
有天放学回来，认真地说：
“我们也能帮忙呀。”
俩个小的立刻跟着附和。
于是家里就办起了一个像模像样的“捐助会”。
其实也不过是方蕙找了个竹筐。
几个孩子把自己的东西往里面塞。
穿小的衣服，不常玩的玩具，旧课本，铅笔，还有偷偷攒下来的零嘴。
继宁连最喜欢的小木枪都放了进去。
结果放进去以后，他又蹲在筐边看了半天，明显舍不得。
聪聪一本正经地教育他：
“慈幼院的小朋友比你更需要。”
继宁抿着嘴，小脸都皱起来了。
可最后还是点点头。
“那、那给他们吧。”
说完又赶紧补一句：
“但是不能摔坏。”
旁边几个人全笑了。
后来张芳君把这些东西带去了教养院。
修女们感激得不行。
那些孩子收到东西时也高兴坏了。
有个男孩抱着一本旧图画书，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，又重新翻回来，一下午都没舍得放下。
还有个小姑娘分到两颗水果糖，舍不得吃，偷偷包在手帕里。
张芳君看得心里发酸。
晚上回家时，她路过糖铺，还特意买了一小包糖带过去。
重庆如今糖是稀罕东西。
战时运输困难，很多东西都限量。
可孩子总归是喜欢甜的。
她想着，哪怕一人只能分一颗，也能高兴很久。
方蕙后来去杨家做客时，无意间提起了这件事。
梅姨和杨立华听完，也觉得有意义。
于是杨家那边也办了个“捐助会”。
孩子学得有模有样。
杨立仁那天正好回家吃饭。
他一进门，就看见客厅摆着个筐，里面乱七八糟堆满了东西。
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立华立刻道：
“给慈幼院小朋友捐东西。”
杨立仁“哦”了一声。
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。
他一个大男人，身上除了枪套就是文件，实在没什么能捐的。
摸了半天，最后只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。
沉默两秒，放进了筐里。
旁边费明和秋秋顿时“哇”了一声。
立华忍不住笑：
“你这也太作弊了。”
杨立仁咳了一声。
“他们总有能用钱的时候。”
而另一边，大哥的糖厂这些年也始终没停过。
战争以后，糖的生意其实并不好做。
原料贵，运输难，时不时还要防轰炸。
可大哥一直咬牙撑着。
他说过一句话：
“越是乱的时候，越得让工厂转着。”
“工人家里还等着吃饭。”
糖厂这些年除了供应市场，也一直在做一些捐助。
尤其是三九年那会儿。
那时候国共关系还没彻底恶化，各地商会、救亡组织之间多少还有往来。重庆和桂林之间也有一些公开渠道，能往前线送物资。
大哥那时候通过商会，捐了一批糖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。
继安那年正跟着他在厂里学事情。
装货那天，他还跟着一起去了码头。
糖是一箱箱搬上车的。
工人们流着汗，肩膀上磨得通红。
来对接的是个很年轻的战士。
二十出头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，鞋边都磨开了口。
可人站得很直。
他说话也客气，一边登记，一边反复道谢。
“谢谢诸位先生支持抗战。”
大哥摆摆手。
“谈不上支持。”
“我的弟弟也在前线。”
“国难当头，我身无长物，只有工厂里产的一点糖还能派上用处。”
那年轻战士听完，忽然站直了。
随后朝他郑重敬了个军礼。
“感谢您对抗战的贡献。”
继安当时站在旁边，看得眼睛都亮了。
他后来一直记得那个军礼。
也记得那批糖装车时，码头上来来往往的人。
有人穿长衫，有人穿军装，有人只是普通工人。
可那一刻，好像大家都在往同一个方向使劲。
后来皖南事变爆发。
局势急转直下。
桂系军警强令撤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，很多公开渠道一下断了。
大哥再想捐东西，也找不到门路。
继安对此一直很愤愤不平。
他年纪渐渐大了，也开始懂事。
知道什么是抗战，什么是前线，
有次吃饭时，他忍不住问：
“为什么不让人家办了？”
大哥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“吃饭。”
继安不服气。
“可他们不是也在打日本人吗？”
大哥倒没发火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伸手把这小子按回椅子上。
“有些事情，不是你现在该掺和的。”
继安闷声道：
“我就是觉得不公平。”
大哥看着他，忽然笑了笑。
“你才多大。”
“知道什么叫公平？”
继安梗着脖子。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
“大家一起打日本人，就该一起出力。”
大哥安静片刻，最后只淡淡说：
“以后会有机会的。”
“如果时机合适，咱们会到重庆设办事处，八路军在重庆也有办事处。”
“到时候我把你送回后方。”
他说到这里，语气放缓了一些。
“你不是一直想妈妈和弟弟妹妹了吗？”
继安愣了一下。
少年人的情绪来得快，也压不住。
他低头扒了两口饭，半天才闷闷道：
“我想。”
随后又抬头。
“可我更想和你在一起。”
这话出口，大哥怔了一下。
继安已经低下头继续吃饭，像是觉得不好意思。
他其实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
这些年跟着大哥东奔西跑，看工厂、跑商会、搬货、算账，懂事得比同龄人快很多。
可说到底，也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。
会想家。
也会害怕分开。
大哥看了他很久，最后只是伸手揉了揉他的头。
“先吃饭。”
继安“嗯”了一声。
然后低头把碗里的饭扒得干干净净。
吃完以后，他抱着书回房间做作业去了。
背影已经有了少年人的模样。
这些年，国土沦陷，局势不明，
可即便这样，还是有人在努力活着。
教育部里，汪昭还在和那些永远对不齐的统计数字较劲。
七星岗的慈幼院里，张芳君还在给孩子们缝冬衣。
糖厂的机器依旧轰隆隆转着。
而那些被战争推着长大的孩子，也开始学着去爱别人、照顾别人。
乱世从不缺苦难。
可也总有人，舍不得让别人太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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