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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孝安从来没有把车开得这么快过。福特轿车在法租界的梧桐树大道上疾驰，车灯在夜色中画出两道苍白的光柱。后座上的郑耀先靠在车窗上，脸色灰白得像一张纸。
“六哥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跟我说啊。”宋孝安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慌张。
“别去医院。”郑耀先的声音很轻，但语气不容置疑，“贝当路，67号弄堂，第三个门。”
“可是你的脸色……”
“我说了别去医院。”郑耀先睁开眼睛，看了宋孝安一眼。那个眼神让宋孝安闭了嘴。六哥的眼睛里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让人胆寒的冷静。
车拐上了贝当路。这条路白天是法租界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，但到了深夜就变得极其安静。咖啡馆和面包店都关了门，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风中摇晃。
67号弄堂的入口很窄，宋孝安把车停在了弄堂口。他下车拉开后门，伸手去扶郑耀先。
这时候他才看到了血。
郑耀先左臂的衬衫袖子已经完全被血浸透了，深色的血渍从前臂一直蔓延到手腕。宋孝安的手碰到那片湿淋淋的布料时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
“六哥，你……你的手……”
“扶我进去。”郑耀先用右手撑着车门站了起来。他的腿有点发软，但还能走。
两个人摸黑走进了弄堂。第三个门是一扇很旧的木门，门上的漆已经剥落了一大半。郑耀先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，打开了门。
里面是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。一张木板床，一把椅子，一个脸盆架。窗户用厚厚的黑布遮得严严实实，这是郑耀先在法租界留的一个备用安全屋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地址。
他在床上坐下来，喘了几口气，然后他抬头看着宋孝安。
“孝安，回去。”
“我不走。”宋孝安蹲在他面前，脸上满是焦急，“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能走？让我看看伤口。”
“不行。”郑耀先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硬，“你不能看。这件事你不能知道，知道了对你没好处。你现在回去，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明天早上，你照常到办公室上班。如果有人问我去哪了，你就说我喝多了，在朋友家过夜。”
宋孝安愣了一下。他看着六哥的眼睛，从里面读出了一种他极少见到的东西，不是命令，是恳求。
六哥很少求人。
“好，”宋孝安站了起来。他走到门口，犹豫了一下，回过头来。“六哥，你一个人在这里，万一……”
“我有办法。”郑耀先靠在墙上，闭上了眼睛，“走吧。”
宋孝安走了，木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。
房间里安静了下来。只有窗外偶尔传来一两声野猫的叫声，和远处黄浦江上拖船的汽笛。
郑耀先等了五分钟，确认宋孝安已经走远了以后，才慢慢卷起了左臂的衬衫袖子。
纱布已经完全被血浸透了，颜色从白色变成了深褐红色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纱布解开，露出了下面的伤口。
伤口不长，只有一寸左右，但边缘翻开着，里面能看到一小块透明的东西。那粒碎玻璃碴已经完全嵌入了肌肉组织，周围的肉呈暗红色，微微肿胀。
他需要把它取出来，但他自己做不到。他的右手在发抖，而且这个角度他看不清楚。硬取的话，万一碰断了毛细血管，出血量会更大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门外的弄堂里。左手扶着墙壁，沿着弄堂往深处走了大约二十步。在一堵砖墙的拐角处，有一块松动的砖头。他蹲下来，抽出那块砖头，在里面的凹槽里放了一根火柴。
火柴头朝左，柴杆上用指甲刻了一个极浅的十字，
这是他和程真儿之间的紧急联络暗号。火柴头朝左代表“需要帮助”，十字代表“医疗”。程真儿每天傍晚和清晨各巡视一次贝当路的几个死信箱。如果她看到了，就会来。
他把砖头塞回去，摸着墙壁回到了安全屋，
然后他躺在了木板床上。
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，形状像一只展开翅膀的鸟。他盯着那块水渍看了一会儿，眼前渐渐模糊了。失血、疲劳和持续数小时的精神高度紧张，让他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。
他在昏迷前最后一个念头是：她会来的。
凌晨两点。
安全屋的门被轻轻推开了，没有敲门声，只有一把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极其细微的咔嗒声。
程真儿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风衣，头发用黑色的发带束在脑后。她的左手提着一个皮质的小药箱，右手拿着一支很细的手电筒。
她关上门，打开手电筒，光柱扫过房间，停在了床上。
郑耀先躺在那里，左臂垂在床沿外面，衬衫袖子卷到了肘弯以上。前臂内侧的伤口在手电光下看得很清楚，血已经凝固了一部分，但伤口周围还在微微渗血。
程真儿走过去，蹲在床边。她把手电筒咬在嘴里，腾出双手来检查伤口。
当她看到那粒嵌在肌肉里的玻璃碴时，她的手指停了一下。
她太聪明了。她立刻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。一个人不可能“不小心”在伤口里嵌入一粒这么规则的玻璃碴，这是刻意的。他故意把自己弄伤，是为了用痛觉来掩盖什么。
她不知道他今晚经历了什么，但她知道，能逼得他对自己下这种狠手的事情，一定已经危险到了极致。
她从药箱里取出镊子、碘酒和干净的纱布，
没有麻药，这种安全屋里不可能有麻药。
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左手按住郑耀先的前臂，右手持镊子伸入伤口。
郑耀先在睡梦中闷哼了一声。他的身体本能地抽搐了一下，但没有醒过来。
程真儿的眼眶红了。她咬着嘴唇，极其小心地用镊子夹住了玻璃碴的边缘，慢慢往外拔。
玻璃碴出来了。带着一丝暗红色的血迹和几缕肌肉纤维。
她把玻璃碴放在一块干净的纱布上，然后用碘酒冲洗伤口。碘酒浸入裸露的肌肉组织时，郑耀先的身体再次猛烈地抽搐了一下，但他依然没有醒。
程真儿用纱布仔细地包扎好伤口，打了一个结，然后她从药箱里拿出一小瓶止痛药片，放在床头的椅子上。
她在床边坐了很久。
手电筒关了，房间里一片漆黑。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过黑布的缝隙，在地板上画出一条极细的银线。
她伸出手，轻轻碰了一下郑耀先的额头。额头很烫，大概是伤口感染引发的低烧，
就在这时，郑耀先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。他没有完全醒过来，而是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感觉到了额头上那一小片温凉的触感。
“……弦音。”他的嘴唇几乎没有动，声音轻得像呼吸。
程真儿的手停住了，她没有回答。在他们的规矩里，安全屋里不说名字，不说代号，不说任何有指向性的词，
但她的手指微微弯曲，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划了一个半圆。
那个属于他们的暗号，平安，我在。
郑耀先的嘴角似乎牵了一下，然后他又沉入了昏睡。
程真儿收回了手。她低下头，把脸埋在自己的膝盖上。肩膀在黑暗中微微颤抖着。
她没有哭出声。潜伏者不会哭出声，但那些无声的眼泪，一滴一滴落在了她风衣的膝盖上，洇开了几个深色的圆点。
过了很久，她抬起头，用袖口擦了擦眼睛，然后她从药箱里又拿出一小包磺胺粉，洒在了纱布外面的最后一层上。磺胺粉可以防止感染，这是她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
凌晨四点，天还没有亮，程真儿起身离开了。她把安全屋的门重新锁好，把钥匙塞进门缝下面的一个暗格里。
她走出弄堂的时候，天边有一线极淡的鱼肚白。贝当路上空无一人。一只野猫从围墙上跳下来，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黑暗里。
黎明前最后一个小时。
虹口区，特高课本部。
枭坐在办公桌前，面前放着那张五万日元的本票存根。他的表情很平静，但右手的手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着，一下一下，像钟摆。
桌上的电话响了。
他拿起听筒，“喂。”
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中国男人的声音。说的是普通话，带着淡淡的南京口音。
“枭课长，我们没有见过面，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。”
“你是谁？”
“我叫什么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关于郑耀先的事情，你的鉴谎专家看不出来的事情。”
枭的手指停了下来。
“郑耀先是个疯子，”那个声音说，“但疯子有疯子的弱点。敌人的敌人，就是朋友。枭课长，你有兴趣听听吗？”
枭沉默了三秒钟。
“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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