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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，柏林，人民委员会大楼。陶里亚蒂站在韦格纳办公室门口，手里拎着一个沉重的公文包。
他整理了一下领带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敲了敲门。
“请进。”
陶里亚蒂推开门，走进去。
看见他进来，韦格纳从办公桌后站起来，绕过桌子，迎上前来。
他伸出手，握住陶里亚蒂的手，另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“陶里亚蒂同志，路上辛苦了。”
陶里亚蒂想说什么，但喉咙有些紧。
“韦格纳同志，我……”
韦格纳笑了。“先坐。喝点茶。不急。”
韦格纳拉着陶里亚蒂坐到沙发上，自己坐在对面。
诺依曼端来两杯茶，轻轻带上门出去了。
韦格纳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。
“陶里亚蒂同志，你上次来柏林，是哪一年的事情啦？”
陶里亚蒂想了想。“是一九二八年。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时候和葛兰西同志一起来的。”
韦格纳点点头。
“四年了。四年没见，你瘦了不少嘛，现在意大利的担子在你的身上，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嘛。”
听到这话，陶里亚蒂的眼圈有些发红。
“葛兰西同志走了之后，党内和政府的事情太多，不瞒您说，我好久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了。”
韦格纳放下茶杯。
“既然这样子，那就这次我自作主张一回，多留你一个晚上，你在柏林睡个好觉再回去。
对了，说说吧。把你想说的，都跟我说说嘛，有什么难处是要说出来的，不能老是憋在心里。”
陶里亚蒂沉默了一会儿。
他打开公文包，取出那叠厚厚的卷宗，放在茶几上。
“这是西西里来的信。土改工作队的年轻同志写的。
当地的主管干部马尔蒂尼变了。
他把最好的资产都抓在手里，名义上是国家所有，实际上是他自己的。
他打着柏林的旗号，说是‘西西里特色’，是‘过渡时期的特殊政策’。谁反对他，他就说谁是在破坏革命。”
韦格纳听着，没有说话。
陶里亚蒂继续说：
“我知道他有问题。但我刚接手，党内的老同志还在观望，地方上的干部人心惶惶。
如果动马尔蒂尼，那些老同志会怎么想？
他们会说，陶里亚蒂刚上台就要清洗老人。
他们还会说，这是柏林的意思，是共产国际在插手意大利的内部事务。我不敢动。我承认，我不敢动。”
他的声音有些发颤。
“韦格纳同志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韦格纳想了想说道，
“陶里亚蒂同志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柏林吗？”
陶里亚蒂说：“因为意大利的问题我处理的不好。”
韦格纳转过身。
“不。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两个字——不敢。”
“你不敢动马尔蒂尼。你怕老同志反弹，你怕地方干部不安，你怕别人说这是柏林的意思。
你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人民。
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农民同志们等了三年，等来的是什么？
是马尔蒂尼的拖延和敷衍。
那些矿工同志们等来的是什么？是矿长的独断专行。
那些写信给你的年轻同志，等来的是什么呢？”
陶里亚蒂低下了头。
“陶里亚蒂同志，你怕老同志反弹，怕地方干部不安，怕别人说闲话。
但你不怕群众失望，不怕社会主义变质，不怕那些打着我们旗号的人把革命成果一点一点吃掉。这点我是希望你能认识到的。”
“陶里亚蒂同志，我不是在批评你。
我是在提醒你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些？
因为我们德国也经历过。一九二三年，我们刚刚站稳脚跟，就有人开始动心思了。
有人把公家的机器搬回自己家，有人把合作社的粮食拿去卖高价，有人打着党的旗号欺压群众。
我当时也犹豫过。我怕老同志反弹，怕地方干部不安，怕别人说闲话。
后来，一个老农民来柏林找我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：
‘韦格纳同志，你们革命的时候说，要让穷人吃饱饭。现在饭还没吃饱，你们的人就开始抢碗了。你们到底还革不革命了？’”
“那天晚上，我一夜没睡。第二天，我就开始加强党内和政府内部的思想建设，并一直推行到现在，即使推行了各种政策这么多年，也有不少人在心里骂我韦格纳的不是呢。”
陶里亚蒂抬起头。“所以，您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。”
韦格纳点点头。
“遇到过。每个国家都会遇到。革命容易，建设难。打江山容易，坐江山难。
葛兰西在的时候，压得住这些老资历。
他走了，有些人就觉得自己行了。
这不是你的错，但怎么处理，是你的责任。”
“我猜你为什么还要容忍那些打着柏林旗号的干部是因为有些人觉得，老同志是功臣，是革命的本钱，不能动。
因为有些人觉得，地方干部熟悉情况，换了人怕乱。
因为有些人觉得，这是小事，不影响大局。
但他们忘了，社会主义不是靠功臣建的，是靠千千万万普通人流血流汗建的。
那些农民，那些矿工，那些写信给你的年轻同志，他们才是革命的本钱。
老同志是功臣，但他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一辈子。”
陶里亚蒂问：“如果动马尔蒂尼，老同志反弹怎么办？”
韦格纳说：
“让他们反弹。真理越辩越明。谁对谁错，群众看得清楚。
你怕反弹，就不动，群众会怎么想？
他们会想，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他们会想，你们是不是在分赃？
他们会想，你们到底还革不革命了？”
“对是对，错是错。错了就要改。不要以为一些同志是老资历，就放任他们侵吞国家财产、破坏党的政策。
你越放任，他们越猖狂。群众越失望，党越没有威信。到最后，他们倒台的时候，会把你也拖下水。”
陶里亚蒂深吸一口气。“我明白了。”
韦格纳看着他。“你真的明白了？”
陶里亚蒂点点头。“真的。”
韦格纳靠在沙发上。“那你跟我说说嘛，这次回去之后想怎么办呢？”
陶里亚蒂想了想。
“回去之后，第一，撤马尔蒂尼的职。
第二，让莫雷蒂他们继续干，科尔莱奥内的地，该分就分。那些被马尔蒂尼占了的资产，该收就收。
第三，在全党开展一次作风整顿。学习柏林，让所有干部下去，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。谁不下去，谁就下来。让群众看看，我们还是不是无产阶级人民的队伍了。”
韦格纳笑了。“好。这才像陶里亚蒂说的话。”
“陶里亚蒂同志，你敢来柏林。你带着问题来，带着困惑来，带着‘不敢’来见我。这说明你知道自己有问题，知道自己有困惑，知道自己有不敢。
这比那些觉得自己什么都对的人，强一百倍。”
“回去之后，放手干。不要怕有人说这是柏林的意思。共产国际不是来当裁判的，是来给你们当后盾的。
你做得对，我们支持你。你做错了，我们帮你改。但你什么都不做，我们就要批评你。”
陶里亚蒂站起来。“韦格纳同志，谢谢您。”
韦格纳摇摇头。“不用谢。回去之后，替我给那些写信的年轻同志带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韦格纳说：“告诉他们，信收到了。让他们继续干。革命的路还长，同志们还需努力啊。”
他伸出手。“陶里亚蒂同志，我们一起走。”
陶里亚蒂握住韦格纳的手。那只手，柔软，温暖，有力。
陶里亚蒂突然就想起葛兰西。想起他在病床上说的最后一句话：
“革命容易，建设难。你要记住，最难的不是打倒敌人，是不让自己变成敌人。”
“韦格纳同志，我记住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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