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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轮在东京湾外海停了整整四个小时。没有人来解释为什么停。底舱里的人只能从轮机的声音来判断——引擎从低鸣变成了彻底的沉默，船身的震动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慌的静止。海浪轻轻拍打着船壳，节奏缓慢，像某种倒计时，又像一只巨大的手在船舷上一下一下地敲，敲得人心发慌。
陆川闭着眼睛靠在舱壁上，呼吸平稳，看起来像睡着了。但他的拇指在帆布包的带子上轻轻摩擦——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。停了四个小时。为什么？海关检查？排队进港？还是有人走漏了消息？他把每种可能性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然后逐一排除。如果是海关，甲板上早该有脚步声了。如果是排队，轮机不会完全熄火。最大的可能是——接头的人在岸上遇到了麻烦。
“陆哥，”阿龙压低声音凑过来，“是不是出事了？”
“没事。”
“可是停了这么久——”
“我说没事。”
阿龙闭嘴了。不是怕陆川，是他知道陆川说“没事”的时候，意思是“不管有没有事，都按没事处理”。在底舱里，恐慌比任何危险都可怕。十四个人挤在这个铁罐子里，如果有人崩溃了，不用等日本警察来抓，他们自己就能把自己折腾死。
又过了一个小时。
然后，引擎重新启动了。不是那种远洋航行时的低沉轰鸣，而是一种更轻、更快的节奏——柴油机在低速运转，船在减速，在靠近某个地方。通风口外面的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。陆川睁开眼睛。阿绣在角落里动了动，钟亦鸣合上了那本泡烂的日语教材，海生竖起耳朵听着轮机转速的变化，嘴唇无声地翕动，像在默数什么。
“到了。”海生忽然说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阿虎问。
“桨叶转速降了一半。船在进港。”
阿虎盯着海生看了三秒，然后转头对阿龙说：“这小子在船上待了两天，连桨叶都听懂了。”他拍了拍海生的脑袋，动作很轻，语气里带着某种粗糙的赞许。
一束光从通风口漏进来。不是阳光，不是月光。是灯光——橙黄色的、带着暖意的光，像有人在天花板上切开了一道口子，灌进来一勺融化的金子。接着是第二束、第三束。红色的、蓝色的、绿色的光依次从通风口闪过，在舱壁上投下转瞬即逝的彩色光斑。阿虎站起来，踮起脚尖往通风口外面看。他的脸被霓虹灯照得一会儿红一会儿蓝，嘴慢慢张开，然后忘了合上。
他看到了——密密麻麻的灯牌，像森林里的树冠一样层层叠叠。高高低低的楼房，玻璃幕墙上倒映着对面的霓虹。天桥上穿梭的人影，像皮影戏里的剪影。远处有个摩天轮在夜空中缓缓转动，每一根辐条上都缠着灯带，像一朵正在旋转的金色菊花。
“到了。”阿虎的声音在发抖，不知道是冷还是激动，“到了！日本到了！哥！你过来看——那楼比咱家那边的山还高！”
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有人往通风口挤，被阿龙一把拽住。有人伸手去摸舱门的把手，被陆川的眼神钉在原地。陆川站起来，把手掌按在舱门上，感受了一下外面的震动——没有人走动，没有脚步声。
“排好队。一个一个上。”他的声音不高，但在铁罐子里听得很清楚，“别跑，别出声。到了岸上也是一样——跟着我，别走散。”
他推开舱门。
铁门发出嘎吱一声，生锈的铰链摩擦声在夜色中格外刺耳。海风灌进来，带着一股他们从没闻过的气味——汽油味、海腥味、还有某种说不清的甜腻香气，像烧焦的糖和化学香料的混合物。冷，但不至于刺骨。空气的湿度比大连港高，黏糊糊的，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附着在皮肤上。
甲板上已经有一个人在等他们。
不是大连那个穿皮夹克的蛇头。是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的中年男人，日本人，五十岁上下，头发剃得很短，露出青色的头皮。脸方方正正，没有任何表情，像一块被海水冲刷了很久的礁石。他身后是港区的灯火——巨大的塔吊排成一列，像一群沉默的长颈鹿。成排的集装箱在灯光下闪着冷光。远处高速公路上流动的车灯汇成一条金色河流，无声地向前延伸。
日本工装男人朝他们做了个手势——简短，不容置疑，过来，快走。然后用日语说了几个短句，语速很快。除了钟亦鸣勉强捕捉到一个“車”的音节，其他人什么也没听明白。但意思是不需要翻译的——下去，快走，别出声。这个日本人的眼神和他们在大连见过的那个蛇头一样，眼里没有好奇，没有恶意，也没有善意。他们对他来说不是人，是货物。一批已经运到的货物。
码头上停着两辆冷冻车。
白色的车厢，侧面用日语印着什么字，车厢后面的门已经打开了，里面铺着一层薄薄的干草。陆川的瞳孔缩了一下。又是冷冻车。从大连到东京，从底舱到冷冻车厢——他们这一路，始终在温度最低的地方。
“上去。”日本工装***在车厢后面，手指在车厢壁上敲了两下，像赶牲口进圈。
“快。”陆川朝身后挥了挥手。阿龙第一个爬了上去，伸手拉了阿虎一把。然后是钟亦鸣、阿绣、海生，然后是其他人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鞋底踩在铁皮车厢上的闷响和干草的窸窣。陆川最后一个上车，坐下，抱紧了自己的帆布包。他看到那个日本工装男人把车厢门推上，露出一道门缝——然后门缝也消失了，落锁的声音在黑暗中格外清脆。
引擎发动。车身一震，开始行驶。
冷冻车没有开制冷。但十一月的东京夜里，铁皮车厢本身就是一台冰箱。冷气从铁皮的每一寸接缝中渗进来，钻进衣服的缝隙，贴着皮肤往里渗透。海生缩在角落里，用稻草把自己盖住，牙齿又开始打战——两天前掉进黄海里的那股寒气好像还没从他骨头里散尽。陆川把外套脱下来扔给他。海生想推辞，陆川说：“盖好。别生病。生病了没人照顾你。”
车厢里没有窗户，看不到外面。他们只能靠车身的震动和转弯的惯性来判断方向。停车——红灯。右转——惯性把人往左推。加速——引擎声变大，车身微微前倾。减速——身体跟着晃。左转。再右转。爬坡。下坡。陆川闭着眼睛，在心里画地图。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——不管走到哪里，先搞清楚方向。在部队的时候，野外拉练要记住每个山口的位置。在大连躲人的时候，要记住每条巷子的出口。现在到了日本，他要记住从码头到新宿的路线。
阿虎蹲在车厢里，耳朵贴着铁皮，忽然开口：“你们说日本有啥好吃的？我听人说有那个生鱼片，薄薄的，蘸酱油吃。”
“你还有心思想吃的。”渔民咕哝了一句。
“不想吃想啥？想了两天了——先想饺子，再想拉面，刚才想了一会儿烤串。我决定了——到了地方第一顿饭，我要吃拉面。大碗的，要有叉烧的那种。”
“你带钱了？”钟亦鸣问。
“带了。五十块。”
“人民币？”
“嗯。”
“这里不花人民币。花日元。”
阿虎的表情变了：“那五十块不能花了？”
“能花。等你回国再花。”
“那到回国之前我就没钱了？”阿虎沉默了，过了一会儿又开口，“那你说有没有拉面店会收人民币的？”
“想都别想。”钟亦鸣的语气平静，但眼里有笑意。
阿虎骂了一句，把头上的稻草揪下来扔在地上。角落里响起几声闷笑，然后又是沉默。
车轮碾过一个坑，车身跳了一下，所有人都跟着颠了起来。有人撞到了头，骂了一句。然后又是一个坑。路越来越不平了——从港区的柏油大道拐进了小巷子，能感觉到路面变窄，车身两侧刮到了什么东西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车速在减慢。刹车。停车。
车厢门从外面打开。
冷空气和霓虹灯的光一起涌进来。不是一道光，是一片——红色、橙色、金色、绿色、蓝色，在巷子口，爆炸般地铺开。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。有人在揉眼，有人在骂什么“真他妈亮”。海生用外套挡在脸前面，透过布料缝隙往外看，眼珠映满了彩色的光。
一个五十多岁的***在巷子里，身后是一栋老旧公寓楼的水泥墙面。墙面斑驳，有一些涂鸦，有一只猫蹲在自动贩卖机上面甩尾巴。男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和服，外面披着件厚外套，脚上是一双木屐——不是那种在电视里看到的精致日本形象，而是一个老江湖，整个人都被岁月打磨过，棱角分明。他的头发灰白，剪得很短，额头上有三道深深的横纹。脸上有道旧刀疤从左眉骨一直拉到下颌，经过左眼，那只眼睛比右眼微微眯着，像是刀疤的余力还压着它。脖子右侧有块烫伤的旧疤，从衣领里露出一角。
他站在巷子里，身形不算高大，但站在那里就像一棵老树——根系深扎在地下，谁来都不好使。
“我是关爷。”他说。
声音不大，但在巷子里很清晰。是那种不需要用力就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声音。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，在异国的冷夜里听来有种奇异的熟悉感——像走了很远的路突然听到乡音。他扫了一眼从冷冻车里爬出来的十四个人。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的时间不到一秒，但那种审视的力度，让人觉得自己被从里到外照了一遍。
阿虎被他看了一眼，不自觉地站直了。阿绣下意识地把怀里的包袱抱得更紧。海生躲到了陆川身后，只露出半边脸。
关爷的目光最后落在陆川身上。他上下打量了一眼——不是那种看货物的眼神，而是一个老江湖在估量一匹新马的骨架。然后微微点了点头。
“从现在起，你们在我手下干活。”他的语气不重，但每个字都落地有声，像钉子钉在木板上，“听话的有饭吃。不听话的，自己看着办。规矩明天细讲——今晚先休息。”
他转身朝公寓楼走去，木屐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咔咔的声响。走了两步又回头，扫了一眼阿绣怀里那个旧包袱，又看了看阿虎还在往霓虹灯方向张望的脸，最后对陆川说：“把人数点清楚。少一个，你自己回去找。”
陆川点头。关爷转身走进楼道，木屐声一层一层地往上移，渐渐消失在楼梯间里。
公寓在四楼。
楼道很窄，两个人并排走都会蹭到墙壁。灯光昏暗，一只灯泡在头顶嗡嗡作响，灯光每隔几秒就暗一下再亮起来，像是电路在艰难地喘气。墙纸发黄起泡，有些地方翘了边，露出下面灰绿色的霉斑。空气里有股复杂的味道——炒菜油、霉味、消毒水、烟味，还有从某扇门后面漏出来的洗衣粉的廉价香气。经过二楼的时候，一扇门后面传来日语喊叫声，像是有人在吵架。到了三楼，另一扇门里传出一段演歌，声音沙哑，像有人在对着一瓶酒唱。
阿龙走在前头，一只手搭在楼梯扶手上，脚步很轻。他走过每一个拐角都先探一下头——这是他的本能，不管在哪里，先看清楚再说。
关爷推开了四楼走廊尽头的那扇门。
六叠榻榻米。什么叫六叠？就是六块标准榻榻米拼在一起的空间。一块榻榻米大约是一米八乘九十厘米，六块加起来不到十平方米。十四个人，十平方米。每个人能分到的面积，比他们刚才坐的冷冻车厢还要小。榻榻米的草席面已经磨得发亮，有几处破口露出下面的稻草芯。墙角堆着几床薄被子，棉絮从被套的破洞里钻出来。有个小煤气灶搁在两块砖头上，灶台上面熏出一片焦黑的印迹。一个烧水壶，壶嘴瘪了。角落里还有个便携马桶，盖子上放着半卷卫生纸。
窗户很小，是那种日式推拉窗，窗框上的油漆已经剥落得斑驳不堪。往外望去不是风景，是隔壁公寓楼的水泥墙面，墙面上挂着一排空调外机，嗡嗡地响。有一根锈迹斑斑的铁栏杆横在窗外，大概是用来晾衣服的，但空间窄到晾一件衬衫都会被空调外机的热气烤干。
关爷的人站在门口，手里提着一个纸袋。他挨个打量了一眼，然后把纸袋放在玄关那张旧报纸铺着的地上。里面是十四个饭团和几瓶矿泉水。饭团是便利店的，凉的，三角形状，外面裹着一层保鲜膜。
“这就是……咱们住的地方？”阿虎站在门口，表情像是被人打了一拳。
“少废话。”阿龙把他推进去，自己找了个角落把包袱放下，“有屋顶就不错了。在老家渔船上的时候，连屋顶都没有。”
“我没废话，我就问问——这地方能住十四个人？”
“住不下也得住。你以为来日本是住酒店的？”
阿虎的嘴张开又闭上，最后只发出一个闷闷的音节。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，试图找一个能让自己舒展开的位置，最后在窗户下面坐下来，后背靠着冰凉的墙面，腿伸直，脚顶到了对面墙角。他忽然想起从大连出发前，他妹问他：“哥，日本住啥样的房子？”他说：“高楼，大玻璃窗，能看见整个城市。”他妹说：“那可比咱家强。”他说：“那当然。”
现在他坐在六叠榻榻米上，头顶是嗡嗡响的灯泡，对面是别人家空调外机吹出来的热风。窗外是别人家的墙。墙上有涂鸦，有锈迹，有猫爪的划痕。没有高楼，没有大玻璃窗，没有整个城市。
他闭上眼睛，不再看了。
陆川蹲下来，从纸袋里拿出一个饭团递给阿绣。阿绣接了。饭团被保鲜膜裹得紧紧的，米的温度冰凉。阿绣咬了一口，白饭，里面裹着一颗酸梅干，又咸又酸，和他在温州吃过的所有东西都不像。他嚼了几下，然后慢慢地、仔细地全部吃完。手上的饭粒也一粒一粒捡干净吃了。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。然后他开始给兄弟们改衣服——隔壁居酒屋的日本老头送来的旧工装裤子，裤腿太长，他跪在榻榻米上用手掌比裤长，从虎口到食指尖是一寸，两寸就是裤脚应该折进去的长度。他的手指在布料上游走，针尖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微光。
钟亦鸣把泡烂的日语教材摊开在膝盖上。书页已经干透了，但上面用铅笔画的线条都被海水洇花了，很多假名只剩下一半。他不在乎。他对着那些残缺的字迹，一个一个地认。“あ”、“い”、“う”、“え”、“お”。嘴唇无声地翕动，舌尖抵着上颚发出那个“つ”的音——这个音他练了三天了，一直发不准。他对着天花板上的灯泡练习，对着墙壁练习，像一个和尚在念经。五十音图，平假名，片假名，动词变形——这些都是武器。到了日本，不会日语就是瞎子、聋子、哑巴。他钟亦鸣这辈子最不能忍的，就是当瞎子聋子哑巴。
海生趴在窗户边，透过那条窄窄的缝隙往外看。他什么也看不见——只有空调外机和小片暗红色的天空。但他听到了。他听到了汽车喇叭声，有人在笑，有人在喊，有什么东西被砸碎了，有一段音乐从远处传来。霓虹灯的变压器在嗡嗡响，声音和天花板上那只灯泡的嗡嗡声不一样——更粗，更高，像一群蜜蜂被关在铁盒子里。他把这些声音都在脑子里做了标记。隔壁楼空调外机的运转频率。楼下自动贩卖机每隔三十秒启动一次的电流声。走廊尽头那扇防火门被风吹动时摩擦地面发出的嘎吱声。四楼楼梯口的消防栓有轻微的滴水声，每分钟大概滴三十下。这些声音别人听不到，或者听到了也不在意，但他记得，每一个都记得。
阿龙在检查每个人的包袱有没有被海水泡坏。他把阿虎的包袱打开，发现里面有两件秋衣泡了海水，已经起了盐霜。他自己的包袱里有一双布鞋也湿了。渔民说他的渔网还在——那是他唯一值钱的家当，虽然不知道在日本能用渔网干什么。辽宁老乡说他的钱还干着，用塑料布裹了五层，没湿。
阿虎不想收拾包袱。他吃了两个饭团，喝了一瓶水，然后在榻榻米上翻了个身。睡不着。爬起来，又翻了个身。还是睡不着。他把手枕在脑后，看着天花板上那只嗡嗡响的灯泡，看了很久。窗外暗红色的天空被霓虹灯染得更红了，像有人在天空上泼了一盆红色的颜料。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音乐声——不是中国歌，是某种节奏很快的日本流行乐，鼓点密集，像心脏的跳动。
“这地方不睡觉。”阿虎忽然对着天花板说。
没有人回答他。但他这句话，说出了所有人的感受。
歌舞伎町不睡觉。霓虹灯不睡觉。那些在街上走路的人——穿西装的、穿超短裙的、穿皮衣的——都不睡觉。这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机器，白天转，晚上也转。而他们十四个人，被塞进这台机器的六叠榻榻米里，既不是零件，也不是操作员，只是被卷入齿轮间的砂砾。
陆川靠在窗边，透过那条窄窄的缝隙看出去。他的角度看出去只能看到隔壁楼水泥墙上反射的光——红的、蓝的、绿的，不断变换，像有人在外面不停翻转万花筒。但他知道那些光来自哪里。歌舞伎町。新宿最繁华、最混乱、最深不见底的地方。
他站起来，对阿龙说：“陪我出去走走。”
阿龙没问为什么。他把正在收拾的包袱塞到阿虎怀里，跟着陆川出了门。两人下楼，穿过那条窄巷。巷子里有尿骚味，有几个塞满垃圾的塑料袋堆在电线杆下面，有两只老鼠在垃圾袋之间窜过。拐上大路的时候，光猛地涌过来，像一面墙撞在视网膜上。
歌舞伎町。
这不是一条街。这是一个被打翻的颜料罐。巨大的霓虹招牌叠着霓虹招牌，红色的“スナック”、蓝色的“CLUB”、金色的“高級クラブ”、粉色的“無料案内所”。有些招牌大到从四楼窗户一直延伸到一楼，字体的边缘在夜色中发出嗡嗡的电流声，像活物的脉搏。满墙的灯管密密麻麻，红色管缠着黄色管、蓝色管绕着绿色管，弯成各种各样的形状——啤酒杯、女人嘴唇、扑克牌、骰子、樱花。有些灯管老化了，一闪一闪地跳，像患了白内障的眼睛。有些是新换的，亮得刺眼，把对面的旧灯牌照得黯然失色。
街上的人多得不像深夜。穿西装的上班族提着公文包醉醺醺地晃过，领带歪到了肩膀上。有个男人趴在自动贩卖机旁边吐，吐完了用袖子擦嘴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穿超短裙的女孩踩着高跟鞋咯咯地笑着跑过，裙摆在霓虹灯下闪着银光，后面追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，手里举着一个LV的手包——不知道是她的还是他捡到的。穿皮衣的男人靠在机车上抽烟，烟雾在霓虹灯下变成了彩色的，像一条会变色的蛇。他们身后的俱乐部里传出一段萨克斯风的独奏，旋律懒洋洋的，像喝醉了的人在说话。
便利店的自动门开开合合，每次打开都会流出一段电子音乐和一股关东煮的鲜甜气味。街角的广告屏上播放着啤酒广告，一个女明星对着镜头笑，牙齿白得发光，泡沫从她手里的啤酒罐溢出，在屏幕上放大成慢动作。她身后是无尽的白沙滩和碧蓝的海——那是1985年的日本，那是经济巅峰期的广告美学，每一帧都在说：你看，生活多么美好。
烤肉店的排烟口往外吐着浓烟，带着焦香的油脂味。自动贩卖机发出嗡嗡声，旁边站着一个穿校服的高中生，她拉开LV包包的拉链，从里面掏出一张万円大钞塞进机器，熟练地按了瓶乌龙茶。万元大钞——折合人民币三四百块，一个中国工人半个月的工资——被卷进机器的纸币口，像一张废纸。
阿龙瞪大了眼睛。他没有说话，但他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。阿虎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跟出来了，站在他哥身后，眼睛像两个被钉在地上的钉子，再也拔不出来。
“哥。”阿虎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几乎被周围的音乐声淹没。
“嗯。”
“这地方不睡觉。”
“你刚才说过了。”
“我再说一遍——这地方真的不睡觉。”
不睡觉。永远不睡觉。霓虹灯不灭，音乐不停，街上的人不回家。这座城市像一个永远不会疲倦的巨人，而他们这些从大连底舱爬出来的人，连巨人的脚指甲都够不到。
陆川没有看霓虹灯。他在看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。
两个穿黑色西装的日本男人从一家俱乐部门口出来，腰间鼓鼓的，走路的方式和所有人都不一样——重心靠前，双肩微耸，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节奏上。他们的手始终放在身体两侧，但那种放法不是放松，是蓄力。陆川认得这种走路姿势。他在部队见过，那是随时准备动手的人。他们身后跟着一个穿粉色衬衫的男人，头发梳得油亮，被几个人簇拥着上了一辆黑色轿车。轿车门还没关上，里面就传出了女人的笑声。
一辆巡逻警车缓缓驶过，车顶的红灯在转，但没有拉警笛。车里的警察目光扫过路边，在一个黑人站街女身上停了片刻，然后又移开了。他没有下车，没有开窗，只是转了转头。那个黑人女人也转了转头，假装没看到他。他们的目光在霓虹灯下碰了一下，然后各自移开。这是歌舞伎町的默契——谁都别管谁。
巷口的暗处蹲着几个穿着花哨的年轻人，有的在抽烟，有的在低声交谈。他们的眼睛像夜里的猫，盯着每一个路过的行人，估计谁有钱、谁好欺负、谁不该惹。一个流浪汉在自动贩卖机旁边铺纸板，刚躺下就被巡逻的警察踢了一脚。警察说了几句日语，语气不重，但也不轻。流浪汉爬起来抱着纸板走了，走的时候嘴里还在咕哝什么。纸板在地上刮出声响，像某种动物的哀鸣。
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阿虎指着远处巷口几个穿花哨衣服的人。
“看人。”陆川说。
“看什么人？”
“看谁有钱，谁好欺负，谁不该惹。”
“那咱们是哪种？”
陆川没有回答。他转身往回走。阿龙拽着还想继续逛的阿虎跟上。三个人刚拐进回公寓的窄巷，就听到了那个声音。
玻璃碎裂的声音。
不是一块玻璃，是大片橱窗玻璃同时碎裂，像一声尖锐的尖叫在巷壁之间来回反弹。然后是男人的吼叫、女人的尖叫、棒球棍砸在铁皮卷帘门上的闷响。咚，咚，咚。每一次闷响之后都跟着更多的玻璃碎裂声。火光在巷口一闪一闪地跳动——有人在放火。
陆川停下脚步。他贴着巷口的墙壁，只探出半个头。
三个穿花衬衫的年轻人，和刚才巷口蹲着的那几个是同一批人，正用棒球棍砸一家店的卷帘门。门上本来有个小招牌，现在已经被人从墙上扯下来扔在地上，踩了好几脚。陆川看清了上面的字——汉字，混着韩文。是一家韩国烤肉店。其中一个人把招牌捡起来，朝上面吐了口唾沫，然后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火堆里。火光照亮了他的脸——二十出头，颧骨很高，眼睛在火光里闪着一种兴奋的光。那是一个年轻人第一次使用暴力而没有被惩罚时特有的光芒。
一个穿围裙的中年男人从后门逃出来，嘴里喊着什么，是韩语。他没有跑远，站在巷子另一头，看着自己的店被烧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，手指一张一合，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架。一个年轻女人拉着他往后退，大概是他的妻子，两人退到巷子深处，身影被浓烟吞没。警笛声从远处传来，越来越近。
“看清楚了。”陆川的声音很低，但在安静的巷子里很清晰，“记住这些人。”
“他们是谁？”阿虎问。
“不知道。但这条街是他们的。”
“凭什么？”
“凭他们敢砸。”
阿虎的呼吸变得很重。这个福建渔民家的儿子，从小到大跟人打过无数次架——为抢码头、为争渔场、为弟弟被人欺负——但他从没见过这种暴力。不是为了争夺什么，不是因为仇恨，只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这条街是他们的。那个被砸的韩国人，他没有招惹任何人。他只是在这条街上开了一家烤肉店。他不知道自己是异乡人，或者说，他以为自己可以不再是异乡人，但这个夜晚告诉他——你不是，你永远是。
巷子里有人报了警。巡逻警车的警笛声越来越近，但那几个砸店的人并没有跑。他们从容地收了棒球棍，从容地朝火堆里又丢了一块烧着的木板，然后从容地消失在另一条巷子里。从容——这才是最可怕的部分。他们不怕。他们知道这条街的规则，知道自己在这条规则里站在哪一层。
火光照亮了巷口的墙壁，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浓烟从卷帘门的缝隙里涌出来，带着烤肉焦糊的气味——前天是牛肉，今天是无烟煤。
陆川转身，把阿龙和阿虎推进来时的巷子深处。
“走。”
他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，穿过那条有尿骚味的窄巷，穿过那两只还在垃圾袋之间窜动的老鼠，穿过那些嗡嗡作响的霓虹灯变压器。回到公寓楼下的时候，自动贩卖机还在嗡嗡响，那只猫已经不见了。
上到四楼，钟亦鸣还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书。他抬头看了陆川一眼，从陆川脸上读出了什么，没有问，只是把书合上，用一块碎布当书签夹好。
其他人已经睡了。十四个人挤在六叠榻榻米上，像一盒塞得太满的火柴。有人打呼噜，有人在说梦话——渔民在用闽南话骂什么，大概是梦到了那场差点要了他命的风浪。海生蜷在角落里，身上盖着陆川的外套，睡得很沉。阿绣靠着墙壁坐着睡，怀里还抱着那个帆布包袱。钟亦鸣把教材放好，也躺下了。
陆川走到窗边。那条窄缝外的霓虹灯还亮着。他把窗帘拉好，在墙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，靠着冰凉的墙壁，闭上了眼睛。
明天会是什么样的日子？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一件事——十四个人，一个不少，安全到了东京。这是第一步。至于第二步——明天睁开眼睛再说。
但有一条他已经很清楚了。在歌舞伎町，暴力不是最后的手段。暴力是语言。你不说，别人就当你听不懂。而他和他的十三个兄弟，从今晚开始，必须学会说这种语言。
窗外，歌舞伎町的霓虹彻夜未熄。红色的光、蓝色的光、绿色的光从窗帘的缝隙漏进来，在十四张疲惫的脸上流动。明天醒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再是偷渡客了。他们是歌舞伎町最底层的齿轮。要么转，要么被碾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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