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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是七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打来的。王威当时在料棚后面清点饲料库存。玉米面还剩十三袋，豆粕七袋，按现在的饲养量够一个月——但那是按满栏算的。实际上栏里的鸡比计划少了三成——上个月他没补新苗，想等订单回来了再说。订单一直没回来。
堂弟从办公室跑过来，手里攥着一页纸——记电话用的那种横格纸，上面写了一个号码。“哥，县城那个食品厂——张经理打过来的，说让你回电话。“
王威把手上的玉米面拍了拍，在裤子上蹭了两下，走进办公室。电话搁在桌上，话筒扣着。他坐下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把话筒拿起来，拨了那个号码。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。
“张经理，我王威。“
“老王——“对方的声音比上次通话时低了半个调，像是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在说话。“跟你说个事。上次你问的那个——下批货——我们厂里开了会，今年的采购计划全部重新审了一遍。食堂那块——可能要停一阵。“
王威握着话筒，指节贴着塑料壳上的纹路，一条一条的。
“多久？“
“不好说。年底？明年？上面压着指标——减员、压支、砍非核心业务。食堂算非核心。“
“嗯。“
“老王——不是我不想订。是真的压住了。你我都是干活的人——你知道我没骗你。“
“我知道。“
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。张经理在那头叹了口气，声音不大——但话筒贴着耳朵，王威听得很清楚。然后他说：“先这样。缓过来了我给你打电话。“
“行。“
电话挂断。忙音嘟嘟嘟地响了三声，王威把话筒放回去。他的手在话筒上停了一拍——指尖的温度还留在塑料壳上。
他没有在办公室坐很久。他站起来，走到厂房的门口。那扇铁皮门是去年他带着堂弟和两个工人自己焊的——焊得不太直，右上角比左下角高了两厘米，关上的时候右下角有一条缝，冬天漏风。他站在门口往里看。机器停着。三台粉碎机、两台搅拌机、一条传送带——全部是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台一台买回来、装起来的。传送带最后换的那截皮带是他自己量的尺寸，跑了三家店才买到合适的。现在它们全部安静地停在七月的空气里，铁的表面在下午的光线里泛着一层暗灰色的光。
有一只苍蝇停在粉碎机的进料口上，前腿搓了搓，飞走了。
王威转过身，走回办公室，拿起桌上的算盘。他的手指在算珠上走了一遍——不是算账，是指尖碰到了那些圆弧的木珠。这些珠子打过养殖场第一年的总账，打过买新苗那天的预算，打过每一份订单的利润。今年五月以后，算盘就没怎么响过了。
他把算盘放回原处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红纸——是去年春节贴剩下的——裁成两指宽的几条。明天开全员会的时候他会用上这些红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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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员会是第二天傍晚在厂房里开的。
人不多。堂弟、两个喂料的、一个负责运输的、一个管记录的——算上王威自己，六个人。他们把厂房里的空饲料袋叠起来当凳子坐了一圈。王威站在那台停着的粉碎机旁边，手里捏着一根粉笔——他本来想在黑板上写几个数字，但厂房里没有黑板，他也没有真的需要写。数字都在他脑子里。
“这个月的工资——“他顿了一下，“可能要缓几天。“
没有人接话。堂弟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。管记录的姑娘把笔帽打开又合上——咔嗒一声，然后又咔嗒一声——她意识到声音太大了，把笔放进了口袋里。
“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。但厂里现在——“王威把手里那根粉笔转了一下，“订单断了。县城那个最大的客户——今天来电话了，说今年都不订货了。“
喂料的一个中年男人——跟王威同村，论辈分王威该叫他叔——开口了：“那什么时候能恢复？“
“不知道。“
“年底能行不？“
“不好说。“
厂房里的铁皮顶被七月的太阳晒了一整天，即使到了傍晚，头顶上的空气还是热的。有一束光从焊歪了的那条门缝里斜着照进来，落在地面上，光柱里有细小的尘埃在浮动。
中年男人没再问了。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，走到门口，停了一下，回头说了一句：“缓几天就缓几天吧，过了这阵再说。“
他出去了。剩下的人也跟着站起来，一个一个走出去。堂弟是最后一个走的——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，没回头，说了一句：“哥，料棚里的玉米面不多了。“
王威说：“我知道。“
厂房里只剩他一个人。停了的粉碎机。停了的搅拌机。停了的传送带。那道从门缝里照进来的光已经斜到墙角了，橘红色的——再过半个小时天就要黑了。他蹲下来，在那台粉碎机的底座上摸了一下。铁是凉的——停了三天了。他的手在底座上停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出去，把那扇焊歪了的铁皮门拉上了。
门闩插进铁环的声音在傍晚空旷的院子里响了一声。不远处的村里有人家在做饭——柴火的气味和油锅的滋啦声混在一起，顺着风飘过来。王威站在门口闻到了那股气味。他想起小时候在村里，放学回来，走在巷子里，各家厨房里飘出来的气味是不一样的——谁家炒了鸡蛋，谁家煮了红薯，隔着一道墙都知道。现在村里做饭的人家比以前少了。年轻人都出去了。
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往家的方向走。那条路他走了三十年——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开始走。路边的土墙上用石灰水刷着一条标语，已经褪了大半，只剩下“计划“两个字还看得清楚。另外几个字被风吹雨打得只剩下一片模糊的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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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的第一张“暂缓发放“工资条是八月中旬收到的。
不是装在信封里发的——是在每周一的例会上，副局长的口头通知之后，财务科的人拿着一沓白纸条挨个办公桌发的。传到建国桌上的时候，那张纸条已经有点皱了——前面的人翻看的时候手指捏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浅浅的折痕。
白纸条。不是平时装工资的牛皮纸信封。白纸上印着几行字，最上面一行是“工资暂缓发放通知“，中间是“本月工资因财政困难暂缓发放，具体发放时间另行通知“，最下面盖着财务科的公章——章是红的，红得很正，但盖在“暂缓“两个字旁边。
建国把那张纸条翻过来看了一下。背面是白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又翻回来，看了第二遍——“暂缓“、“另行通知“。他把纸条对折了一下，又对折了一下，折成一个两指宽的小方块，放进上衣口袋里。口袋里有他平时放钱的那一面——但今天里面没有钱，只有一张折成方块的纸条。
食堂里那天的气氛比四月那张文件贴出来的时候更安静了。没有人聊工资的事——所有人都在聊，但没有人当面聊。大家都是端着饭盒打完饭就走，不在食堂里坐。建国打了两个馒头一份炒土豆丝回到办公室。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——老周不知道去哪了，小陈也没在。他把馒头放在搪瓷缸盖上，掰开，夹了一筷子土豆丝，咬了一口。嚼了很久才咽下去。不是因为馒头硬——是咽的时候喉咙里有一个地方不太顺畅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一样。
他把剩下的半个馒头用干净纸包好放回抽屉里——留着晚上吃。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成方块的纸条，展开，又看了一遍。“暂缓“、“另行通知“。他想起四月在公告栏上看到的那份文件——纸是硬的、白的、带红章。和今天这张纸条用的是同一种纸。
他把纸条重新折好，没有放回口袋，放进了枕头底下——和那本《新华字典》放在一起。字典的扉页上王威写的“保重“两个字，和这张写着“暂缓“的白纸条，隔着一层枕巾，压在同一个地方。
八月底的时候第二个月的工资也暂缓了。这次连白纸条都没有——财务科的人在走廊里喊了一句“本月工资暂缓，大家知道了哈“，声音从走廊这头传到那头，在日光灯管闪了几下之后停住了。没有人回应。窗户开着。走廊尽头有人推着自行车出去了——链条在链盒里吱呀响了几声，远了。
建国在宿舍里把那本《新华字典》从枕头底下拿出来，翻到“暂“字那页。暂——上面一个“斩“，下面一个“日“。斩断的太阳。他把字典合上放回去的时候，手指碰到了那张白纸条的边缘。他把纸条拿出来，打开看了一眼，对折，放回枕头底下。
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——包括爹娘。九月他回了一趟家，把上个月的工资（实发的——六月的那份，不是八月这份）给了娘。娘接过去的时候手指在钞票上摸了一下，没说别的，转进厨房去给他下了一碗面。建国坐在堂屋里，看见墙上的挂钟停了——钟摆不摆了，指针停在五点四十分的位置上。他站起来把挂钟取下来，上了一圈发条，钟摆又开始动了。
他坐下来等面熟。钟摆在墙上晃着，一下一下的，和以前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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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龙是在七月底发现房租已经欠了一个月的。
三眼井街的房东姓刘，住在铺子后面那条巷子的尽头——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平时不怎么来，每个月月初骑着一辆老永久过来收租。七月初海龙跟他说“这个月宽限几天“，老刘说“行“，骑上永久走了。七月过完了海龙还是没有。八月初老刘又来了，把自行车撑在铺子门口，没熄火——后轮还在转——站在门口往铺子里看了一眼。
举升机上是空的。铁架上的工具按大小排列整齐，水泥地面扫得干干净净。但举升机上空着，从门口到最里面的地面上没有任何一辆车停过的痕迹——油渍都干了。
“海龙。“
“刘叔。“
老刘站在门口没进来。他穿着的一件灰衬衫被八月的风贴在身上，背部的布料被汗浸湿了一大片。他把手伸进裤兜里——不是掏钱，是掏出一包烟，给自己点了一根。然后把烟盒往海龙的方向递了一下。海龙说“我不抽“。老刘就把烟盒收回去。
“欠了一个月了。“
“我知道。“
“什么时候能给？“
海龙没接话。他的工具箱在最里面的墙角立着。铁盒在工具箱的第二层——里面还有钱，但他不能给。那些钱是下个月的饭钱和进螺栓、机油、滤芯这些耗材的最后一点本钱。如果给了房租，铺子就真的转不动了。
老刘把一根烟抽完，在地上摁灭了，把那截烟头捡起来——他没有随地扔——握在手心里。然后他看了海龙一眼。
“再宽你一个月。“
“谢谢刘叔。“
“下个月再没有——“他没说完，把烟头放进口袋里，走过去扶起自行车，骑上走了。后轮转了几圈，在巷口拐了个弯，不见了。
海龙站在铺子门口。八月的省城热得不透气——三眼井街的柏油路面被太阳晒软了，踩上去有一种微微的陷落感。国道上的车一辆接一辆地过去——但没有任何一辆减速。他站了一会儿，转身回到铺子里，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。不是为了关门——是为了挡住太阳。门缝下面那条光线横切过水泥地面，把铺子分成明暗两半:举升机站在暗的那一半里，工具箱靠在明的那一半的墙根上。
他在工具箱前面蹲下来，打开锁扣，掀起盖子。铁盒在第二层。他把铁盒拿出来放在膝盖上，打开。螺帽在最上面——他把它拿起来放在旁边，然后把下面的钱数了一遍。没有拿出来，只是数了一遍。数完以后把螺帽放回去，盖上铁盒，放回工具箱第二层，锁上锁扣。
他蹲在工具箱前面没有站起来。
八月过完了。到九月中旬的时候，三眼井街的海龙汽修铺已经连续二十三天没有进来过一辆修车的活。期间只有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在门口停了一下——是隔壁老李，链条又掉了。海龙蹲下来帮他紧好。老李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走，看了看铺子里面——举升机还是空的。
“最近——没什么活？“
“嗯。“
老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——不是递给海龙，是自己抽了一根，点上。然后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十块的——是他刚才在手上攥了一会儿的，边角有点湿润——放在举升机的底座上。
“上回那个链条钱——忘了给你了。“
海龙看着那张十块钱。他知道这不是链条钱。上次紧链条他没收费，老李也没有说要给。这张十块是老李编的理由。
“李叔——“
“拿着。“老李已经把烟叼在嘴上了，声音有点含糊。“你手艺好。过阵子就好了。“他转身推着自行车走了——链条没有再掉。
海龙站在举升机前面，那张十块钱放在铁底座上。八月的风吹不到三眼井街的铺子里面——它被卷帘门和招牌挡住了。但他觉得那天下午的风在某个地方吹着，只是没有吹到他身上。
他把那张十块钱拿起来，没有放进口袋，举升机旁边放着他平时随手记事的铁架——他把那十块钱压在记事本的最后一页下面。然后他把卷帘门拉下来。这次没有卡住——从上次调整过以后它一直很顺。门到底的时候闷闷地响了一声，然后安静了。门缝下面最后一线光被切断以后，铺子里全黑了。只有工具箱锁扣上的那一点铁——在完全黑暗里没有人看见，但那里有一颗螺帽、一个铁盒、和一张压在记事本下面的十块钱。
天还没黑。但他已经把门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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