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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批直采棉花到货的那天，陆建设站在村口的土坡上，看着两辆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从土路尽头开过来。车斗上堆着满满的麻袋，麻袋口扎得紧紧的，但仍有几缕白絮从缝隙里钻出来，在秋风里轻轻飘着，像是一群提前降临的雪花。他的心在胸腔里砰砰跳着，跳得比任何时候都快。不是因为激动——虽然激动是有的——而是因为紧张。这批棉花是他跑了五百里路、签了三十多户棉农、磨破了嘴皮子才弄回来的。从冀南到柳沟村，中间要换三趟车、过两个渡口，任何一环出了岔子，棉花就回不来。他在回来的长途汽车上一直做噩梦，梦见棉花被雨淋了、被偷了、被车站扣了，醒来一身冷汗。现在棉花就在眼前，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直到第一辆拖拉机停在院门口，姜有田从车斗上跳下来拍了拍麻袋，对他说“小陆兄弟，四百亩的头批货，七百斤皮棉，你验一下”，他才觉得那口气终于从嗓子眼落回了肚子里。
他验得很仔细。不是不信任姜有田——这一个多月的相处让他对这个老棉农的人品有了充分的信心——而是因为这是他师父教他的规矩。“棉花进门，先验后称，验了不入账等于白验，入了账不对等于白入。”他把每袋棉花都打开，伸手探到底部抓一把出来，对着光看颜色、三指捻纤维、凑到鼻子跟前闻有没有霉味。七百斤棉花验了将近一个时辰，姜有田蹲在一边抽烟等着，也不催他，反而觉得这后生做事认真，棉花交给他放心。
验完货，过了秤，入了库。陆建设在入库单上签了字，把货款一分不少地交给姜有田。姜有田接过钱数了一遍，数完把钱揣进怀里，又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递给陆建设。“俺家你婶子让带给你的，说你在外头跑生意吃不饱饭，让你补补身子。”陆建设打开一看，是六个煮鸡蛋，还温热着。他站在仓库门口，捧着那六个鸡蛋，半天没说话。
直采棉花投入生产之后，效果立竿见影。陆建设算了笔细账：同样一匹白坯布，原料成本降了两成出头。以前从物资站进棉纱，每匹布的棉纱成本在一块二左右，现在用直采棉花自己找人代纺，成本压到了九毛五。别小看这两毛五的差额——一个月两百匹布，省下来就是五十块。五十块够买多少东西？够给工人发半个月工钱，够添一台新纺车，够给他娘抓三个月的风湿药。
他把省下来的钱分成了三份。一份用来给工人涨工钱——踩机器的固定雇工每月涨两块，家庭作坊的计件单价涨了半成。消息传出去之后，隔壁两个村也有妇女找上门来想领棉纱回去织布，陆建设让建梅先记下名字和地址，等下一批棉纱到了再安排。第二份钱用来改善家里的生活——他给娘买了一件新棉袄，绸面的，里面絮了新棉花，摸上去又软又暖和；给弟妹们一人做了一双新棉鞋；还买了半扇猪肉，挂在灶台上方熏着，预备过年的时候吃。第三份钱，他谁都没说，悄悄存进了一个陶罐子里，埋在窑洞炕角下面。那是他的“救命钱”——万一哪天市场有个风吹草动、订单断了、机器坏了，这笔钱能保证全家人在最坏的情况下还有一口饭吃。他爹活着的时候常念叨“晴带雨伞饱带饥粮”，他那时候小，不太懂，现在懂了。
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走。机器的梭子日夜不停地飞，布匹哗啦啦地往下淌，订单排到了明年开春，棉花的库存堆了半间仓库。陆建设有时候早上起来站在车间门口，听着三台机器同时运转的轰鸣声，会觉得自己的心跳跟机器的节奏合在了一起——咔嗒咔嗒咔嗒，稳当，有力，不知疲倦。
但好景不长。
那年秋天，冀南平原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早霜。按往年的气候规律，霜期一般在十月下旬才开始，棉农有充足的时间把最后一茬棉桃采摘完毕。但这一年，九月刚过完，一场寒流从西伯利亚毫无征兆地压了下来。陆建设后来在报纸上看到气象部门的报告，说这场寒流的强度是近三十年来同期最强的，降温幅度之大、影响范围之广，连气象台的老专家都说没见过。冀南棉区正好在寒流的主路径上，气温一夜之间骤降了将近十度，地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，棉田里那些还没来得及炸桃的棉株被冻得枝叶枯黄，棉桃僵在枝头，炸不开了。已经炸开的棉花品质也大幅下降——纤维变脆、色泽发暗、长度不足，捻在手里一揉就断，根本纺不了好纱。
消息传到陆建设耳朵里的时候，他正在跟王德胜签下一季度的供货合同。合同摊在桌上，他刚拿起钢笔准备签字，赵春山那边的电话就打到了村支书家。村支书的小儿子气喘吁吁地跑到车间门口喊他，说有个姓马的打电话来找他，语气很急，说是什么棉花的事。陆建设放下笔跑过去接电话，电话那头是小马——赵春山那个收货的助手——的声音，语速比平时快了一倍，隔着电话线都能听出他声音里的焦灼：“陆哥，冀南那边出事了！寒流把棉花全毁了，赵经理让我通知你赶紧想办法囤货。现在市场上已经有人在抢棉花了，价格一天涨一毛，你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！”
陆建设握着话筒的手紧了一下。他谢过小马，挂了电话，在村支书家的院子里站了片刻。秋天的阳光照在他脸上，暖洋洋的，但他的后脊梁骨却一阵阵发凉。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——原料命脉被天灾一把掐住。
当天晚上，他守在电话机旁边，拨通了冀南刘长河家的电话。电话是手摇的，要通过公社总机转接，等了快半个时辰才接通。刘长河的声音从几百里外传来，带着滋滋啦啦的电流杂音，但语气还算镇定：“小陆，情况不太乐观。我那四百亩棉田，晚熟的品种全冻了，早熟的上一轮已经收了给了你，现在地里的能收上来的不到三成。老姜他们村更惨，他家种的全是晚熟品种，这一茬基本绝收。”
陆建设握着听筒的手心全是汗。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：“刘支书，已经摘下来的棉花，还能用吗？”
“品质降了。霜冻过的棉花纤维脆，纺不了细纱，只能做低档粗布。你要是做白坯布，这批棉花怕是用不上。”
陆建设挂了电话，在村支书家的院子里坐了很久。月光很亮，把地面上的青砖照得发白。他掏出烟袋卷了一根烟，吸了两口又掐灭了——心里太乱，连烟都压不住那股翻涌的焦躁。他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几条路：第一条，继续从冀南拿货——但刘长河说了，霜冻棉品质不达标，做不了白坯布。第二条，回头去找物资站的马采购——但棉区受灾的消息一传开，物资站那边的价格肯定已经涨了。第三条，找别的产棉区——但远水救不了近火，等他跑完新的产棉区回来，库存早见底了。
果然，不到半个月，县城物资站的棉纱报价涨了三成，而且还在往上蹿。陆建设亲自跑了一趟物资站，想看看能不能凭着老客户的关系拿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。他带了烟，带了笑，甚至带了赵老栓送他的一瓶高粱酒，想着找马采购喝顿酒、套套近乎、把价格稳住。但马采购连酒都没让他打开。马采购坐在办公桌后面，翘着二郎腿，手指敲着桌面，那个搪瓷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草味。
“建设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”马采购的语气比平时客气了几分，但陆建设听得出来，那客气底下是更深的冷漠——一个卖家对买家施舍式的客气，背后藏着的潜台词是“你爱买不买，反正有人买”，“现在到处都涨价，我给你的价已经是老客户优惠价了。你要是不信，去别家问问，看看有没有比我更便宜的。”
陆建设问了别家。他跑了三个镇的物资站，甚至托赵春山在邻县帮忙打听价格。反馈回来的信息都一样：棉区受灾，原料紧缺，价格普涨三到五成。周边几个小作坊已经开始停工减产——有的一周只开两天机，有的干脆把机器卖了转行做别的，有的欠了一屁股债人跑了连工钱都没结。树倒猢狲散，说的就是这种时候。
陆建设的仓库里只囤了不到两个月的量。他本来计划等冀南这批棉花用完之后再追加采购的，现在计划全被打乱了。合同上的订单排到了明年春天，如果按市场价进棉纱，每一匹布都是亏的——进价涨了三成，售价却不能涨，因为跟供销社和赵春山的合同都签了价，违约要赔违约金，赔完了客户也丢光了。他蹲在仓库里对着那堆棉花坐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拿铅笔在纸上画了无数条线、算了无数笔账，每一条线都通向同一个结论：如果两个月之内找不到新的低价棉源，陆记的现金流就会断裂。
那种感觉又回来了。五年前他爹被没收纺车之后，他蹲在院门口老槐树下蹲了一整夜，肩膀上落了一层霜，心里就是这种感觉——闷，沉，像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肺管子上面，喘气费劲。只不过那时候他十九岁，还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“去南方学本事”这条路上。现在他二十四了，有机器有工人有客户有合同，肩膀上扛的不只是自己的命，还有他娘的、建梅的、十几个合作户的、三十多户棉农的。他不敢说走就走，也不敢说停就停。
他翻出师父的笔记本，翻到关于成本控制和风险防范的那几页，反复读了好几遍。郑师傅在笔记里写过一段话，用红笔圈了三道杠：“小厂抗风险能力弱，切记分散供应风险。单一产区的依赖度不得超过六成，超过六成即为致命风险。若遇原料危机，可考虑三策：一，寻找替代产区；二，降低品质标准保短期生存；三，暂停接单保现金流。三策择一而行，切忌犹豫不决，犹豫为小厂败亡之首因。”
陆建设把这三条对策写在纸上，一条一条地分析。第一条，寻找替代产区——他打听过了，南边的棉区离得太远，运输成本太高，不划算；更西边倒是有一个新开发的棉区，离柳沟村大概三百公里，但那个地方他没去过，不认识人，临时去谈不一定能谈成。第三条，暂停接单保现金流——这意味着他要违约，要赔钱，要失去客户。他刚花了那么大力气把赵春山这个渠道做起来，刚签了五年的供销合同，就此放弃太可惜了。
那就只剩下第二条——降低品质标准。但这一条也不行。陆记的布之所以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，靠的就是质量比别人好。他爹刻“陆记”两个字的时候，刻进去的不是木屑，是陆家人的脸。把质量降下来，把陆记的招牌砸了，他爹在地底下都不会原谅他。
三条对策，没有一条能走的。那天夜里陆建设失眠了，翻来覆去地折腾，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棉花地里，棉花长得比人还高，白茫茫一片，像是下了一场暴雪把整个世界都盖住了。他拼命往地里走，想看看棉花后面有什么，但怎么走也走不到头，怎么喊也喊不出声。然后他被一阵急促的敲窗声惊醒了——是建梅在外面喊他：“哥！哥！你快出来看！妈不见了！”
陆建设一骨碌从炕上翻下来，光着脚冲到院子里。天刚蒙蒙亮，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只有那棵老槐树在晨风里簌簌地摇着叶子。灶台上还温着一锅粥，粥碗下面压着一张纸——他娘平时记账用的草纸，粗糙发黄，边角被撕得参差不齐。纸上没有字——他娘不识字——只画了两个歪歪扭扭的圆圈和一条弯弯曲曲的线。一个圆代表棉花，一个圆代表家，那条线连接着两个圆，线的方向是指向西边的。这是他娘跟弟妹们平时记账、记数字用的符号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，但意思清清楚楚：棉花的事，我去。
陆建设捏着那张纸，手指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。他娘五十六了，风湿腿疼得走路都一瘸一拐的，膝盖肿得比馒头还大。她不识字，不会打电话，不会写地址，连县城都没去过几趟，连长途汽车站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。她一个人，背着一个大包袱，天没亮就出了门，往几百里外一个她从未去过的陌生地方去了。
“妈什么时候走的？”陆建设转头问建梅，声音发紧。
“我不知道……我起来煮粥的时候灶台上已经温着粥了，妈的炕上没人，被子叠得好好的。我以为她去茅房了，等了半天不见人回来，才看到这张纸……”
陆建设转身就往外冲。他冲到村口老槐树下，土路上空荡荡的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他又冲上村后头的山坡，站在最高处往远处望——黄土塬起起伏伏，沟沟壑壑，视野所及之处只有枯黄的玉米秆和光秃秃的坡地，没有他娘的身影。她已经走远了。
他站在山坡上，浑身冰凉。第一阵寒意是从脚底板升上来的——他光着脚踩在冻硬的土疙瘩上，脚趾头已经冻得没了知觉。但真正让他冷的不是地温，是心里的恐惧。他娘拖着一条残腿，不识字不认路，身上最多带了几十块钱和几张干饼子，一个人往几百里外的陌生棉区去了。如果路上出了事——遇上骗子、遇上劫道的、腿疼走不动了、搭错了车、迷了路——他会恨自己一辈子。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把，攥得他喘不上气。
他娘走了十七天。
十七天里，陆建设每天天不亮就到村口去看。看土路上有没有人影，看远方的山梁上会不会突然出现一个佝偻的背影。白天他踩机器、对账、理货，把所有的活干得滴水不漏——他不能让工人看出他在慌。他是陆记的主心骨，他要是一慌，所有人的心就散了。但一到傍晚他就坐不住了，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蹲到天黑。同一个姿势，同一个位置，跟他爹当年蹲在窑洞门口一模一样。建梅给他送过几次饭，他端在手里没动，饭菜凉了又热、热了又凉，最后他自己端回去倒进灶锅里热一热，三口两口扒完，然后又出去蹲着。
第七天的时候，建梅看不下去，走到老槐树下坐在他旁边，轻声说：“哥，你别急。妈是大人了，她心里有数。她能回来的。”
陆建设没说话。他知道建梅是在安慰他，但他没办法不急。他闭上眼就是他娘的模样——那个不识字的女人，一辈子围着灶台和纺车打转，手指粗糙得像老树皮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走起路来膝盖弯着，一步一步挪得很慢。在深圳的时候，他见过无数种人，有精明的、有狡猾的、有凶悍的、有懦弱的，但他从没见过比他娘更坚韧的人。那种坚韧不是钢铁的坚韧——钢铁虽然硬，但折了就会断。他娘的坚韧是芦苇的坚韧，风来了弯下去，风过了又直起来，怎么吹都吹不断。
第十一天的时候，王德胜来催货，说下一批布料急用，供销社柜台上的陆记白坯布已经卖断了两周，再不补货就要换别家的了。陆建设把仓库里最后一批存货发了出去，账上空空如也。机器减了一台——不是坏了，是没有足够的棉纱喂它了。另外三台也只开白班不开夜班，纺纱的速度降到平时的一半。车间里的轰鸣声弱了下去，陆建设每次走过那台停转的机器旁边，都觉得那台机器在看着他，在无声地问他：棉花呢？
他把账本翻了一遍又一遍，把每一笔能收的款子都提前收了，把每一笔能省的开销都省了。工人工资照发——他宁可在别的地方省，也不愿意欠工人的钱。这些工人跟他一样，都是苦出身，家里有孩子等着吃饭、有老人等着抓药。他要是在这个时候拖欠工资，他跟那些曾经掐他脖子的人有什么区别？但光靠省是不够的。如果棉纱再进不来，不止机器要停，连那十二户家庭作坊也无纱可织，到时候影响的是好几十口人的生计。他的责任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重。
第十三天的时候，赵春山托小马带了信来。信上说他听到了风声，知道冀南那边受灾，也打听到了物资站涨价的事。他在信里说：“建设，如果实在扛不住，我的订单可以往后延一延。违约金不用你赔，我知道你这个人，你不是故意违约的。但有一句话我必须说在前面——市场不等人。你断一次货，柜台上就空一个位置，竞争对手马上就会把你的位置占了。你想再回来，就不是现在的条件了。”陆建设把信读了三遍，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。他没有回信，因为他不知道该写什么。“我知道了”太敷衍，“你放心吧”太虚伪，“我扛不住了”他永远说不出口。
第十五天夜里，陆建设做了一个梦。梦里他回到了五岁那年，窑洞门口的青石板上，他娘坐在小板凳上纺线，他蹲在旁边玩泥巴。纺车嗡嗡地转，比夏天的知了叫得还好听。他娘一边摇轮子一边哼曲子，哼的什么他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个调子弯弯绕绕的，像是从黄土塬的沟沟壑壑里长出来的。然后他爹从坡底下走上来，肩上扛着一架旧纺车，满头大汗但笑得很开心，远远地冲他喊：“建设，你看爹给你弄了啥回来！”他想跑过去接他爹，但腿被泥巴粘住了迈不开。他使劲蹬腿，蹬啊蹬，把自己蹬醒了。
醒来的时候，月光透过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，在地上铺了一小块银白色的光斑。陆建设侧过头，看见他爹的遗像挂在墙上——那是一张黑白照片，他爹年轻时候照的，穿着借来的新衣裳，脸上的表情很严肃，但嘴角微微翘着，像是在压着一个笑。他在心里说：爹，你要是在天有灵，保佑娘平安回来。我不要棉花了，我只要娘。
第十七天傍晚，太阳刚要落山的时候，一辆手扶拖拉机从土路尽头突突突地开过来。那声音陆建设太熟悉了——沙哑的柴油机声，夹杂着铁皮车斗颠簸的哐当哐当声，像是一辆快要散架的老牛车在做最后的挣扎。他猛地从老槐树下站起来，眯着眼往土路尽头看。夕阳正对着他的眼睛，晃得他什么也看不清，只看见一个黑乎乎的轮廓在金色的光影里缓缓移动，越走越近，越走越清晰。
车斗上坐着一个人。身子佝偻着，靠在几麻袋东西上，头上裹着一块灰头巾，头巾被风吹得往后翻，露出下面花白的头发。那个身影太熟悉了——矮小的、瘦削的、微微向左倾斜的，那是她常年用左边身子使劲导致的两肩不平。陆建设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。他跑了起来。
从老槐树到拖拉机停车的地方大概有三百米，陆建设跑出了这辈子最快的速度。他的解放鞋踩在土路上，每一步都踏起一小团灰尘，风灌进他的耳朵里呼呼地响。他跑到拖拉机旁边的时候，车还没停稳，他就一把抓住车帮跳了上去。
是他娘。
女人坐在车斗里，靠在三麻袋棉花上。她的头巾被风吹得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，头发全乱了，一缕一缕地被汗粘在额头上。她的脸被晒成了酱色，颧骨上两团不正常的红——那不是健康的红润，是长时间暴晒后毛细血管扩张留下的痕迹，像是皮肤下面渗出了细密的血。嘴唇裂了好几道口子，最深的那道在嘴角，张合的时候会渗出血丝。眼窝深深地陷下去，像是两个被挖空了的洞，但那双眼睛还亮着——明亮的、倔强的、不肯熄灭的。那光芒让陆建设想起了多年前煤油灯下的母亲，想起了她在纺车前摇轮子的模样，想起了她撬下“陆记”木板时滴在字上的那滴血。
“妈！”他的声音在抖。
女人转过头来，看见是他，咧开嘴笑了一下。那笑容把裂开的嘴唇又扯开了，渗出一滴血珠，挂在嘴角上，在夕阳里亮晶晶的。“弄到了。”她拍了拍身后的麻袋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木板上刮，但语气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得意，“三百斤，够你撑一阵子了。价钱比咱们那边便宜两成，是直接从棉农手里收的。人家还答应明年继续供货，我留了地址。”
陆建设扶着他娘从车斗上往下挪。女人的腿已经完全僵了，扶着车帮半天才挪下来，一落地就踉跄了一下，整个人往前栽倒。陆建设一把抱住她。她的身子轻得不像话——他记得他娘以前不是这么轻的，她虽然瘦，但常年干活的人骨架子结实，抱起来沉甸甸的。现在她轻得像一把干柴，隔着棉袄都能摸到胳膊上硌手的骨头。十七天，她到底瘦了多少？
从村口到家门口的路不过两三百米，他娘走了快一刻钟。她的左腿膝盖肿得老高，把棉裤撑得鼓鼓的，每走一步都要龇一下牙。陆建设蹲下来要背她，她推开他的手说“不用，自己走”，然后又往前走了一步，膝盖一软差点跪下。陆建设不由分说把她背了起来。
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建梅看见她娘的样子，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她打了一盆热水，蹲在炕前给她娘擦脸、擦手。女人坐在炕沿上，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，只是闭着眼靠在墙上，胸腔像风箱一样一起一伏。陆建设蹲下来给她脱鞋。左脚那只布鞋已经磨穿了底，鞋底的布全部磨烂了，露出脚后跟一块黑紫色的老茧。老茧上有一个破了又结、结了又破的水泡，现在又破了，往外渗着淡黄色的液体。袜子粘在脚底板上撕不下来——血和脓和布纤维凝在了一起，结成一块硬壳。陆建设拿温水一点一点把袜子浸软了，浸了小半个时辰才轻轻揭下来。揭到脚后跟位置的时候，他娘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脚猛地往回缩了一下，然后就不动了，让他继续揭。
袜子终于揭下来了。陆建设端着他娘的脚，在煤油灯下看了好久。那双脚比平时肿了一大圈，脚底板上全是血泡——大的有指甲盖那么大，小的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破了结痂、结了又破，新伤叠旧伤，层层叠叠的，像是老树横截面上密密麻麻的年轮。有的伤痂已经发黑了，是六七天前磨的；有的还鲜红鲜红的，是今天刚磨的。脚趾甲缝里全是泥，脚背上的皮肤被汗水泡得发白发皱，像在水里泡了好几天的咸菜。他拿蘸了热水的毛巾轻轻地擦，从脚趾缝擦到脚后跟，再从脚后跟擦到脚踝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很轻，像是在擦拭一件珍贵的瓷器。煤油灯的光照在他娘的那双脚上，把那些血泡和伤痂照得清清楚楚，每一道痕迹都在无声地述说着过去十七天里她走过多少路、爬过多少坡、趟过多少沟。
“建设，”女人伸手摸了摸他的头，她的手掌粗糙得像砂纸，但那个动作温柔得让陆建设的鼻腔猛地酸了一下，“别哭。妈不疼。”
陆建设没哭。但他的肩膀在抖。
他把脸埋下去，额头抵在他娘的脚背上，肩膀剧烈地抖了几下。他咬着牙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——他不能在娘面前哭，他要是哭了，娘会觉得自己的辛苦让儿子难过了，娘会难受的。但那股酸涩的感觉像洪水一样从胸腔深处往上涌，他压不住。他狠狠地咬着嘴唇，直到尝到血腥味，肩膀才慢慢平静下来。
女人也不说话了，手指插在他的头发里，轻轻地抚着。那手法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——他五岁那年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，他娘坐在门槛上抱着他，也是这样用手指轻轻地理他的头发，嘴里哼着一个不知道名字的调子。十七年过去了，那调子他还记得，在梦里经常听到。建梅站在门口，用手背捂着嘴，转过身去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泪水无声地从指缝里往下淌。
那一夜，陆建设守在他娘炕边，给她敷腿、熬姜汤、喂药。老中医开的药方他还留着，里面有几味药镇上的药铺缺货，他连夜骑自行车跑了趟县城才配齐。他把药倒进砂锅里，守在灶台前面，用小火慢慢熬。药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水汽升起来带着一股苦味，弥漫了整个窑洞。他每隔一刻钟就拿筷子搅一下，怕糊了底。药熬好了，他倒进碗里，端到炕边，一勺一勺喂给她。他娘喝了半碗就喝不下了，说太苦。陆建设从柜子里翻出上次赶集买的一小包冰糖——本来是想留着过年给老七吃的——敲了一小块放进她嘴里，然后把剩下的药用纱布盖好，说“明天热了接着喝”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女人才沉沉睡过去。她的呼吸声粗重但不急促，腿上的红肿在敷了药之后稍微消退了一点。陆建设坐在炕沿上，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，整整一夜没有合眼。他守着那盏煤油灯，灯芯剪了一次又一次，火苗始终没有灭。窗外由黑变灰，由灰变白，公鸡打了第一声鸣，然后村子里的鸡鸣声此起彼伏地响成一片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把那三百斤棉花分拣、轧棉、纺纱。他娘带回来的棉花是皮棉，不需要再脱籽，可以直接纺纱。棉花品质不错——在受灾的冀南棉区能收到这个质量的棉花，说明他娘不是随便找了个地方买了就走的。她一定是跑了不止一个村子，一户一户地看、一户一户地比、一户一户地讲价，用她那双不识字但什么都看得明白的眼睛，从霜冻棉里把最好的那一批挑了出来。她是怎么做到的？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，连路牌都看不懂，怎么在几百里之外的陌生地方找到棉农、谈好价格、联系运输的？这些问题陆建设没有问——不是不想知道，是不舍得让他娘再费口舌。他心里清楚，这三百斤棉花的重量，不只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他娘用十七天、几百里路、一双残腿和满脚底板血泡换回来的。
机器又转起来了。那台停了两周的织布机重新发出了咔嗒咔嗒的声响，梭子从左边飞向右边，白布从出口缓缓淌出来。陆建设把那台机器的第一匹新布小心翼翼地叠好，放在车间正面的供案上——那个供案是他自己用木板钉的，上面摆着“陆记”的旧木板和他爹的遗像。然后他走进屋里，把娘换下来的那双磨穿了底的旧布鞋拿在手里看了很久，拿抹布擦干净了上面的泥，放在供案旁边。那双鞋不美观，不体面，鞋面上补了三块补丁，鞋底磨穿了，但它是陆记的根。他决定把它留下来，等将来有一天陆记有了真正的工厂、有了明亮的车间、有了挂在墙上的营业执照，这双鞋就是陆记的镇厂之宝。
但母亲从此落下了病根。那十七天在外的奔波耗尽了她的身子骨，湿气寒气一起入骨，她的腿从此再也没好利索过。每逢阴雨天，膝盖疼得她整夜整夜睡不着。陆建设半夜起来上茅房，经常看见她屋里的煤油灯还亮着——她一个人坐在炕上，膝盖上搭着一条热毛巾，手里攥着一块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旧布，咬着牙不让自己出声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她把用完的毛巾藏到柜子最深处，把脸上的倦容洗掉，该喂鸡喂鸡、该做饭做饭、该帮建梅整理纱线就帮建梅整理纱线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
但陆建设知道。他什么都知道。他在账本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，字很小，用铅笔写的，只有他自己看得见：“一九八四年秋，母赴西地采购棉花十七日，腿疾始于此。欠此债，一生偿不尽。”写完他把账本合上，手按在封面上站了很久。
他没有把这句话说给任何人听。因为他知道，有些债不是用嘴还的，是用一辈子去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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