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刀钉进白鹭正门时，天还没亮。刀尖穿透两层门板，停在门内半寸。阿木来开门，手刚扶上插销，便看见那截发亮的铁。他绕到外面拔了两次，刀没动，只扯下刀柄拴着的纸。
纸上写着三个字：五成一。
这是四天里的第三件事。前一天下午，老阮送客的三轮车被推下排水沟；再前一天，陶老板在冰仓外被人打断右手两根手指。陶老板昏过去以前听见范魁的声音，也看见一颗包金的后槽牙。
范魁已经不在鱼市招工。他替赵坤看场。
赵坤三十多岁，从南边来，右手戴一枚黑玉戒指。他到澜城十天便买下港口最大的海皇宫，二十天后用十二辆新车免费接客。满一个月，赵坤把我请到白鹭三楼，递来一份只写了两页的协议。
他出一笔足够买三座金鸥的钱，换金鸥百分之五十一；我继续经营三年，同时把十七家店的供应合同改到海皇宫名下。
金鸥开业以后，那张圆桌没有撤。附近店家先让阿木顺车带两箱酒，后来要求沿用木牌、公开进价和七日结算。七家变成十一家，再变成十七家。它们不是我的店，只是四家酒馆、三家旅店、两间歌厅，以及夜宵摊、洗衣房、车行和冰仓，共用了一本不会临时改价的账。
赵坤要的也不是电影院。他只要拿到五成一，往后哪家进谁的酒、哪辆车先去哪里，都可以从海皇宫发话。
“你来这里不就是为了钱？”赵坤转着戒指问我，“带回老家，够你过一辈子。”
“我能卖自己的份额。”我把协议推回赵坤面前，“不能替另外十七家卖合同。”
赵坤没有加价，也没有发火。他把协议折好，离开时甚至结了茶钱。然后陶老板断了手指，老阮丢了车，白鹭门上多了一把刀。
那把刀没有伤人，却让每一个早来送货的人看见：拒绝五成一，要先算自己经不经得住下一次。
阿木带着七个码头工人守在白鹭后院。他右臂被木棍擦开一道口子，是送陶老板去诊所时留下的。阿木已经能用很短的中文骂人，他让我说出海皇宫哪个门，七个人当晚就去。
我确实动过这个念头。白鹭厨房里有刀，金鸥修屋顶还剩一捆铁管，叫来几十个人并不难。可这些东西带出去以后，不会按账本上的数目回来。谁先伤，谁后伤，最后都不是我能控制的。
我回楼梯屋翻开旧书，正好是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”。两条街不是城，阿木他们也不是兵，可一拿着铁管出去，我便在按赵坤的办法做事。他认定十七家店只顾自己，逐家吓住，供应网就会散。我要打掉的是这个判断，不是他门口的人。
我让阿木把七个人的名字写下来，每人先领当天工钱，再全部回家。阿木站着没动。顾北山从柜台取出陶老板的诊所收据，放到他面前，让他先把能算清的事算完。
那天晚上，黎真把十七家店过去四个星期五的账带到金鸥。我们算到天亮：十七家一个星期五的平均营业额是六万一千余元，扣除货物成本、车费和日结工钱，平均净利一万八千四百元。若关一夜，真正会立刻压到普通人身上的不是全部营业额，而是五千七百元工钱、四千一百元当天不能久放的食物，以及已经租出的车辆和演出定金两千三百元，合计一万二千一百元。
金鸥的应急金有两万三千八百元，是我为台风停业和供货涨价留下的。我提出用其中一万二千一百元支付所有当班工钱、买下易坏食物并承担定金，店主各自放弃一晚利润。食物不丢，送到工人家里和两处码头宿舍。若有仓库或车辆因此被砸，金鸥再以设备作抵押，先修再追责。
顾北山看完数字，问我准备关多久。我回答只关一个星期五，从傍晚六点到次日六点。超过一夜，赔付会失控，愿意一起关门的人也会后悔。我们要证明海皇宫不能脱离街上的人独自经营，不是把十七家店一起拖死。
第二天下午，我们把方案送到各家。没人被要求当场答应，黎真只留下同一张表：各店平均工钱、易坏货成本、预计补偿，以及关门起止时间。愿意参加的人在自己的那一栏签字，不愿意就照常开门，供货价和结算期都不会被取消。
最先反对的是小旅店老板孙茂。他说海皇宫与金鸥争份额，不能让住在自己店里的客人替我们付代价。孙茂坚持开门，也要求车行照常接送住客。我同意他的店不熄门灯，并从赔付表里划去他的名字。车行仍要履行已经约定的住客订单，只是不接海皇宫当夜临时增加的车辆。
孙茂问我：“明晚赵坤坐到桌上，你会不会记得我今天没签？”
我回答孙茂：“你欠的货款照七天结，新的货也照原价送。若条件变了，你拿今天这张空白栏来找我。”
冰仓老板则愿意停送，却要求赔掉全部营业额。黎真把过去四周的净利与当夜已排定订单分开，说明金鸥只补工钱和已发生的成本，不购买他本来可能赚到的利润。双方争了近一小时，冰仓老板最后自行承担利润损失，在表上注明只停十二小时。关灯并不是十七个人同时热血上头，而是一栏一栏把不同顾虑谈完。
陶老板右手夹着固定木板，用左手第一个签名。卖夜粉的吴嫂迟迟没有动笔。她的摊位一天不生火，全家便少一天现钱，也怕第二天有人来砸锅。
吴嫂问我：“你赔一晚，往后还能天天赔？”
我回答吴嫂：“不能，所以只做一晚。明天还要靠你自己开门。”
吴嫂又问：“赵坤要是赢了呢？”
我对吴嫂说：“你照旧卖粉，我照旧结账。今天签不签，往后的供货条件都一样。”
吴嫂听完才按下手印。当天傍晚以前，十七家店有十四家签字，另有两家没有签名，却决定自行歇业；最后一家小旅店照常营业，只提前告诉住客当晚不送餐。冰仓、洗衣房、车行和两家主要酒商也同意把原定夜间配送推到第二天早晨。所有人都知道要损失什么，没有谁是被一句“义气”哄来的。
星期五下午，阿木按删去小旅店补偿后的修订表备出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元。每个领钱的人都签名或按手印，余下的食物分装后送走。六点，金鸥先清场，已买票的客人可以退钱，也可以换下周同场次。七点，白鹭关厨房，红姨确认四楼的人都离开后，亲手拔掉招牌插头。八点半，两条街只剩居民窗户和那家小旅店的门灯。
为了防止有人嘴上关门、后巷继续出货，阿木没有派人看守各店，只要求每家次日交一张起止库存表。少掉的货照常结算，谁若私下卖给海皇宫也不会受罚，但以后不能再要求补偿。当夜有一家酒馆卖出六瓶啤酒给留宿客人，第二天主动从补偿里退回相应成本。那六瓶写在账上，整次联动便仍能对得起来。
海皇宫没有关。它的外墙新装了上百只彩灯，门前停着十二辆车，开场时客人比平常还多。赵坤提前囤了酒和食物，所以没有像传言说的那样一小时就断货。他真正缺的是持续补给：冰仓不夜送，临时找来的车不熟港口路，洗衣房也没有接加急单。到了十点，冰桶先用完；十一点，厨房只剩三种菜；午夜以后，十二辆车有五辆还堵在车站和码头之间。
更麻烦的是街上没有人。平时客人会先在吴嫂摊上吃粉，再去酒馆等朋友，散场后由车行送回去。那晚他们一下车，只看见一整段关着门的店面。有人以为附近出了事故，不肯让家人下车；有人在海皇宫坐了一小时，找不到别处续场，便提前离开。海皇宫仍有酒，也仍在收钱，只是每过一个小时，空桌便多几张。
我没有派人堵门，也没有拦一辆送货车。阿木与我整晚都在白鹭后院，按签名表复核工钱。凌晨一点十分，赵坤只带范魁来到白鹭。顾北山点起一盏充电灯，把三楼茶桌搬到一楼。
赵坤坐下后问：“你能替他们关一夜，能替他们关一个月吗？”
我把十七家四周的平均账和当晚的赔付表推给赵坤，回答：“一个月我赔不起，你也养不起。明晚大家都会开门，海皇宫也可以照常拿货，但按新店的统一条件：前三个月现结，三个月后无欠款再改七日结。车费、冰价、洗衣价都与别家相同。”
赵坤指着陶老板的名字，问那两根手指怎么算。我提出由海皇宫支付诊疗和误工费，由范魁赔老阮的修车费；付款不等于承认是谁动手，只代表以后范魁替海皇宫做事造成损失，赵坤不能说与自己无关。相应地，十七家店不得故意抬价，也不能因这次冲突拒绝正常供货。
范魁在旁边骂我，还提出当夜去撬开冰仓。赵坤听完没有接话，只让他把海皇宫招工时预支的钱交代清楚。范魁说不出数目，赵坤摘下戒指放在桌上，叫自己的司机进来，把范魁带走。此后范魁没有再管海皇宫的场子。有人说他跟货船去了南边，我没有查证。
凌晨两点四十分，赵坤在结算条件上签名，也写下陶老板和老阮的赔付数。他没有退出澜城，海皇宫仍归他，金鸥也没有多得一分钱。那张协议只确认一件事：从第二天起，他若想在这里做生意，也要坐到桌边按同一套账结算。
天亮以后，修订后的赔付表还剩一千六百余元无人领取，主要是退票少于预估、两批食物及时转送，没有形成损耗。我让黎真把钱退回应急金。傍晚，十六家店逐一重开，小旅店恢复餐饮，海皇宫的车也按新价格到冰仓装货。街上没有庆祝，陶老板照旧用夹板托着右手收单，吴嫂在锅边抱怨昨晚分出去的肉切得太厚。
“关掉全城”是报纸摊旁的车夫先说出来的。他们懒得数十七家店，也不在意那一夜究竟花了多少钱。这个说法比赔付表好听，很快传遍澜城。有人因此认定我能一句话决定谁开门，开始主动来白鹭等我的意见。
顾北山没有跟着叫好。他把用了多年的算盘递给我，自己留下柜台抽屉的钥匙。顾北山对我说：“外面的账从今天归你。记住，你替别人关过一次门，不等于门就是你的。”
我接过算盘，看见木框上磨亮的手印和背面旧裂纹。那夜之后，我有了调动一条街的名声，也明白名声必须由现钱托住；没有赔付款，十六盏灯不会因我一句话熄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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