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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个月试跑还差十一天，老阮把两辆自己的车停到了白鹭门口。一辆灰，一辆蓝，都比我在澜城待的年头长。灰车右门从里面打不开，蓝车雨天要用铁丝挂住雨刷。两辆车没有装货，车斗里只放着四本旧路线簿。老阮把钥匙和簿子摆在顾北山常坐的窗边，说试跑可以结束了。
那是一九九九年冬天最冷的一个早晨。白鹭屋檐结着薄水，黎真刚把九辆合作车第五个月的账钉好。九辆车的收入比试跑前稳定，二十九家店却增加了五家，城北两处旅店也开始向我们订酒、床单和厨房干货。路线从每天十七趟涨到二十八趟，原来的车已不够用。
我问老阮：“结束，是九辆都不跑，还是你这两辆不跑？”
老阮回答：“其他七辆听车主的。我这两辆留下，换整条配送线一成五的净利。”
他不再谈调度工钱。他要的是以后所有新路线中的长期份额。两辆旧车一天最多跑四趟，价值不到三万元，可老阮手里有东平码头的装卸关系、三家修理铺的赊账和北线沿途十几处能临时卸货的院子。车不值一成五，路可能值。
阿木觉得价太高。他已经能自己排二十八趟车，认为白鹭只要再租五辆，半年便不必看老阮脸色。顾北山没发表意见，只问那两辆车有没有欠修理费。老阮把四本路线簿翻开，每一页都写着码头开门时间、桥面限重、雨天绕路和可以借电话的人家，没有一笔欠款。
我没有当场答应。当天上午，蓝车照旧去北线送货，灰车在城西坏了半轴。
断轴时车上有四十箱酒、十二袋米和一家旅店换洗的床单。司机杜海把车斜停在窄桥前，后面的两辆散车过不去。阿木赶到后先叫人抬货，杜海却不许动，说每家货混在一起，少一箱都要由他赔。
杜海二十二岁，是老阮姐姐家的远亲，过去在码头替人记车号。他左耳听力不好，别人从后面喊时常不回头，数字却记得快。那天他用粉笔在车斗内侧画了四列，把酒、米、床单和收货人分开，八个人照列卸车，二十七分钟清出桥面。货分别转到后车，没有少一件。
半轴是旧伤。修理铺在试跑第三个月已经建议更换，老阮为了等一批便宜零件，只换过轴承。按合作记要，登记过但未处理的旧伤由车主承担。老阮当天付了修理费，也付了被堵两辆车的误工。他没有拿人情抵账。
我因此愿意继续谈，却仍不同意一成五。
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二日，金鸥二楼放映间摆回那张旧圆桌。老阮、两名车主代表、黎真、阿木和我坐了六个位置，杜海站在门边记车辆状况。桌上有三份方案：继续全租、买车自营、两者并行。
全租最省首款，却不能保证台风季有车；全部自营需要一次拿出十七万，还要自己承担司机、维修和空返；两者并行，是买六辆二手货车保固定路线，另与七辆合作车保持弹性。老阮的两辆旧车不出售，连同北线关系和调度经验进入配送合作，分享扣除直接成本后的一成二利润。
老阮问：“为什么是一成二？”
我把过去六个月的新增利润摆给他看。九辆车共省下空返和临时加价七万四千余元，其中由北线回程货产生的部分约占一成一。另加老阮垫付修理和临时找车的风险，向上取一成二。这个比例不是两辆车占整家公司多少，而是他在配送线路里应拿多少。以后酒店、仓库或其他生意，不随车自动分给他。
老阮说：“你现在把边界写得很清，将来做大了，也会不会说北线只是几条旧路？”
我回答老阮：“所以才写一成二，不写等我发财再说。你今天交的两辆车和路，在配送线里一直算；新增车辆的本金由谁出，另记谁的账。”
他看了我很久，最后把右手按在桌上，让黎真继续念。
六辆二手车的问题仍没有解决。金鸥与白鹭能动用的现金只有六万二千元，其中四万元要留工资，顾北山的第二期份额款也将在月底到期。卖车的人愿意收十六万八千元，要求至少一半现付。
我没有向二十九家店摊派。摊派的钱拿得快，也最容易把以后每一趟车变成“我当初出过钱”。黎真从固定使用配送的十九家店里选出过去一年没有拖欠记录的，让他们自愿预付三个月基础运费，按九折冲抵以后账单。十九家共预付三万九千六百元。两家酒商愿意把三个月返利提前折成两万一千元，但条件是白鹭不同时签独家供货；我们接受返利，不接受独家，金额降为一万四千元。
余下首款由金鸥支付三万元。车主同意剩余七万八千元分十个月付，每辆车的原始购置凭证先封在三锁票箱，付清一辆便释放一袋。若连续两个月未付款，他可以收回未付清的车，却不能取走已付款车辆的路线合同。
顾北山看完资金表，问我：“十九家预付的钱若明天关门，你拿什么退？”
我回答顾北山：“预付款不进买车净资产，逐月确认为运费。店若关门，未使用部分由白鹭和金鸥共同退。为此留一万二在票箱，不动。”
顾北山又问：“那你真正能付的只够五辆半。”
我说：“所以第六辆车的车尾暂时不刷我们的字。欠款还清以前，谁都不能说它完全属于我。”
卖车人听见这句，反而同意成交。他原本最怕我拿走车便用“川老板”的名头拖尾款。六辆车每一辆有单独还款表，哪辆付到哪里，车门内侧都贴一份。司机每天能看见，债主也能看见。
杜海被老阮推出来管六辆车的出车检查。他不是副经理，那时连办公室都没有，只在北郊租了一间漏雨的铁皮棚。每天凌晨四点半，他先摸轮胎，再看水箱、灯和封条，检查完才把钥匙挂到对应木钉上。阿木排路线，杜海管车况，两个人谁也不能替另一个签字。
第一周便出了问题。第三辆车的司机嫌检查耽误时间，趁杜海去厕所，拿备用钥匙先开走。车到城南后刹车软，撞坏一家米店的木门。没有伤人，四十袋米全沾了泥。
司机说刹车前一天还好，要求准备金赔。杜海拿出检查表，第三辆车当日没有他的签名，前一晚又记录刹车油渗漏。按新规，司机与擅自交出备用钥匙的值班员共同承担门和货物损失，车主承担旧部件维修，准备金只先垫米店急需的款，不替任何一方抹平。
司机不服，带着三个人到白鹭堵门。他说每天送货只拿固定工钱，出一次事故便要赔半年。我让黎真调出他过去七天的工时，确认若全额扣款确实会让一家人没有生活费。责任没有免，偿还却分成十二个月，每月扣款不超过工资一成五；米店当天得到赔付，司机也没有被赶走。
红姨问我，这样是不是纵容。
我告诉红姨：“规矩若只能由有钱的人承担，就不叫规矩，叫淘汰。损失要还，人也要能活着还。”
杜海听见后，第二天把备用钥匙装进一只铁盒，铁盒两把锁，一把在他手里，一把在阿木手里。后来车场所有备用钥匙都沿用双锁，不是因为我们从书上学会防人，是因为一扇木门和四十袋米教过一次。
六辆车前三个月没有盈利。还款、维修、司机工资加在一起，比原来的散车费用还高。十九家预付店中有两家要求退出，一家因老板病重真的关门。黎真按约退回未使用运费，一共四千八百元。账上因此少付半辆车的当月尾款，卖车人带人来北郊准备开走第六辆。
我没有拦。他核完表，发现前五辆按期支付，第六辆只差六千二百元。我提出把第六辆停运二十天，车钥匙由双方各持一把；这二十天不算我们的折旧，也不允许卖给别人。二十天内补齐便继续，补不齐就退车。
第六辆停下后，北线少了一趟固定车。老阮没有借机加价，而是让自己的蓝车补位，只按原合作价收钱。杜海则把三条回程线路重新拼接，原本两辆才能带回的空酒瓶和床单，由一辆分隔装载。第二十天，省下的散车费加上两笔新客户预付正好六千四百元。我们补齐尾款，第六辆车尾才刷上金鸥那只断翅。
到当年年底，六辆车的余额付过一半，合作车从七辆增到十一辆，配送客户从二十九家增到三十八家。老阮的一成二第一次超过他两辆旧车全月毛利。他收钱时没有笑，只让黎真在《车辆合作记要》末页再添一句：利润比例每三年复核一次，任何调整须双方当面签字并按手印。
黎真照写，我签了名。老阮接到码头急事，没等墨干便离开，说第二天回来按手印。第二天他去了外地，回来后大家忙着仓库搬迁，那枚手印一直没有补上。
八年后，别人拿着十二万元收据来搬六辆车时，争的不是车门上那只断翅，而是这句没有第二枚手印的话。那时杜海已经坐在车队副经理的位置，铁皮棚换成北郊车场，双锁钥匙也有了备用章。可我一直记得，最早的六辆车并不是我一挥手买下的。
它们是十九家店提前交出的三个月运费、两家酒商少给的一段返利、一家关门店退回去的四千八百元，以及一辆在铁皮棚外停了二十天的车，共同凑出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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