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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二号，陶爱民正在宿舍里看书，赵鹏飞从窗口探出头喊他：“底下有人找你。“他往楼下看了一眼。宿舍楼前的水泥地上站着一个瘦小的中年男人，穿一件灰扑扑的夹克，手里提着一个人造革的黑包，包的拉链坏了，用一根布条系着。他在原地转来转去，像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
老周。
陶爱民愣了一下，下楼去开门。
老周看见他，咧嘴笑了，露出一颗缺了角的门牙。“学生伢，找到你了。“
“周叔，您怎么来了？“
“坐了一夜火车。“老周拍了拍身上的灰，“汉丰到临江，十一个小时，硬座。“
陶爱民把他带到宿舍。室友都不在，赵鹏飞去打球了。他倒了杯水递过去，老周接过来一口气喝完，又倒了一杯。
“周叔，您来临江有什么事？“
老周把人造革包放在桌上，解开布条，从里面摸出一个信封。信封没封口，他倒出来一沓钱。十块、五块、两块、一块的都有，皱巴巴的，像被手心攥过很多遍。
“四百块。“老周说，“我攒了三个月。“
陶爱民看着那堆钱，没动。
“报纸上我看了，上海那个认购证，三十块一张。我算了，四百块能买十三张。“老周搓了搓手，“学生伢，你帮帮忙。我不会弄。“
“您想买认购证？“
“嗯。我在汉丰听人说，上海那边买认购证能发财。我想试试。“
“周叔，您知道现在第一轮摇完了？中签率百分之二点七。“
“我知道。我不急，后面不是还有三轮吗？“
陶爱民看了他一眼。老周的眼窝深陷，颧骨高高地凸出来，手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。他是个票贩子，在汉丰东风路集市上倒腾粮票、油票、布票，挣的是分分钱。四百块对他来说，可能是半年的积蓄。
“您坐一夜火车来找我，就为了买十三张认购证？“
“别人我不信。“老周低头看着那堆钱，“东风路上那些人，嘴上说得天花乱坠，真到掏钱的时候全缩了。你不一样。你那回买粮票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，你这个人靠得住。“
陶爱民想起第一次见老周的场景。东风路集市，粮票一毛三一斤，他一口气收了两百斤。老周蹲在摊子后面，拿一杆秤，手稳得很。那次他多给了老周二斤粮票的价，老周愣了一下，后来逢人就说他“做事公道“。
“行。“陶爱民把信封推回去，“钱您先收好。我帮您规划。“
他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。老周凑过来看了一眼，看不太懂，但不影响他盯着那些字看，好像字里头藏着什么宝贝。
“十三张，分两轮买。六月份第二轮，买六张。九月份第三轮，买七张。不要一次全买在一个营业部。六张分两个营业部买，三个和三个。“
“为啥要分？“
“鸡蛋不放一个篮子。万一一个营业部出了什么岔子，不至于全搭进去。“
老周点了点头，虽然他大概没完全听懂。
“买了之后别急着出手。“陶爱民继续说，“中签了不要卖中签证，自己认购。每张中签的认购证，到银行交钱认购新股，发行价几块钱一股，您先准备三百块的认购款。“
“三百块？我只有四百块。“
“先把认购证买了。认购款等中签了再准备。如果中签了，您给我打电话，我帮您想办法。“
“那要是不中呢？“
“十三张，分两轮，中签概率大概百分之十到十五。运气好的话中一两张，运气差的话可能一张不中。但认购证留着，后面还有机会。“
老周听着，嘴唇动了动。“学生伢，你自己买了多少？“
陶爱民没正面回答。“我买得早，赶上了第一轮。“
“赚了没？“
“够吃饭。“
老周笑了一下，没再追着问。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飞马烟，抽出一根递过来。陶爱民摆手。老周自己点上，吸了一口，烟雾在宿舍的光线里绕了一圈。
“我跟你说个事。“老周夹着烟，声音低了下去，“我婆娘不让我来。她说我疯了，四百块钱拿去打水漂。为这个跟我吵了三天。“
“那您还是来了。“
“不来不甘心。“老周把烟灰弹在空罐头盒里，“我倒腾了十年票，粮票油票布票，分分钱挣。这辈子就想干一回大的。要是成了，我婆娘就不说了。要是不成——“他顿了顿，“不成就认命。“
老周沉默了一会儿。他把钱重新装进信封，塞进夹克内兜，拍了拍胸口。那动作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还在。
“学生伢，你是个好人。“
“周叔，这不是好不好的事——“
“我要是发了财，忘不了你。“老周站起来，眼眶有点红，鼻子吸了一下，“你这趟帮我的忙，我记着。你是第一个没嫌弃我、还肯帮我盘算的人。“
陶爱民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有些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反而轻了。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，把规划写清楚——哪个营业部、几月份买、买几张、买完怎么藏——折好塞进老周的手里。
陶爱民送他下楼。老周走的时候步子很快，夹克的后摆被风吹起来。他走到校门口又回头，冲陶爱民摆了摆手，然后拐上了那条通向火车站的路。
陶爱民站在宿舍楼下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梧桐树的阴影里。
四百块。十三张认购证。坐了十一个小时硬座。
他想起一个画面。不是这一世的画面，是更早的——他坐在办公室里，办公桌比这张课桌大三倍。桌上摆着红头文件，签字笔搁在笔架上。秘书送进来一份材料，某县的扶贫报告，上面写着一个数字：人均年收入三百二十元。
他签了字。批了拨款。然后材料进了档案柜，下一份文件递上来。
三百二十块。四百块。差不多的数字。但坐在办公室里看一个数字，和看着一个瘦小的中年人把皱巴巴的钞票倒在课桌上，是两回事。
前者是数据。后者是人。
他以前在汇报里汇报过无数遍“为百姓服务“。五个字，笔画清楚，含义明白。但写了三十年，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真正看见过这五个字长什么样。
今天他看见了。就长那样——一个缺了门牙的票贩子，提着一个拉链坏了的人造革包，坐十一个小时硬座，攥着四百块钱来找一个大学生。
风从梧桐树叶子的缝隙里吹过来。五月的阳光很暖。陶爱民在楼下站了很久，直到上课铃响了才回过神来。
他想起第一次在东风路集市上见老周的那天。那天也是这样，有风，有阳光。老周蹲在摊子后面，手里拿着秤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“买粮票？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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