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0章：清单上的人

    五月，毕业季的味道浓了。宿舍楼下的布告栏贴出就业方案上报的通知，班里人忙着跑关系、托门路。陶爱民不去凑，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摊开一张纸。

    纸是从年前就写起的，叫《资产处置清单》。第一稿写在一月，那时母亲来信说厂里工资压了仨月，他第一次把“清零“两个字落到纸上。上头一行字：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前，名下包含代持的全部资产，处理干净。

    他拿铅笔，把每一项又过了一遍。

    临江老城区商铺十七间，一百零二万，收着租。那是他二十一岁跑单帮攒下的第一笔大钱买的，靠的是合肥、南昌、上海三地价差的八个点，每一间都沾着火车硬座上的灰。云州滩涂三百四十亩，三十年使用权，三十万，荒着——他知道那片地将来有用，可现在，先用不上，得先交出去。一年定期，一百九十万，那是留着毕业前清零的垫底钱，八个月前提前支取三十万付了厂子参股，利差他算过，一年少进两千六，他眼皮都没眨。借给卫东的二十万，立了据，月息一分，一笔能收回的债——可他心里清楚，这钱卫东还不上之前，他或许已经进了山沟，到时候这笔债，算谁的？同福糕点厂十万，两成分利，还算顺，老师傅们守规矩，年底能分个两万。罐头厂那笔，投了十八万，追回来八万五，净亏九万五——那回他守规矩，对方不守，吃了哑巴亏，这笔他早认了，认的是自己看人看浅了。

    拢共，三百六十万出头。每一笔，他都记得怎么来的。

    他在这串数字底下，另起一行，写：已支出，二十七万，不留名。

    那是正月里走东方实业送出去的，一百八十户娃的一年书。这笔不在清单的“待处置“里，因为它已经处置完了——花在了刀刃上。

    剩下三百三十多万。六月三十日前，要一笔一笔，归零。

    铅笔尖在“归零“二字上顿了顿。前世他攒到过比这多百倍的家底，可那都是公家的、单位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。这一世，这三百万出头，是他一刀一刀、一趟一趟、一张一张券磨出来的，干净。干净的钱，干净地来，也得干净地去。

    他太知道前世那两万块的教训。手一伸，就守不住。所以给自己划了死线：进体制前，名下一分不留。

    可真正难的，不是“留不留“，是“怎么交出去，交得清清白白“。

    他前世见过太多“捐赠“变成利益输送的戏。钱出去了，名留了，账却经不起查。这一回，他不能重蹈。得有人见证，得有法律文书，得每一分都说得清来路、去路、用途。

    他想了想，要谈的人有四个。

    舅舅杨立冬。当年借他四千二起家，后来追加两万，是这趟买卖最早的合伙人。三百六十万怎么散，得先跟舅舅说清楚——不是请示，是交代。舅舅问“你留一千万谁能说你什么“，他得答得回去。

    周文远。粮站世家出身，跟了他一路算账，三个本子、十一趟、认购证、国债，没有周文远的数字，他走不到今天。这笔账散了，得让周文远知道，不是不信任，是这条路只能他一个人走。

    李正律。法学院同窗，当年模拟法庭上他说“等你当了官，我第一个来查你“。将来若有人要查这笔钱的去向，李正律就是那个查的人。得让他从头到尾看明白，经得起查。

    还有一位，大学里的导师。论文落地的人，也是看着他从“倒腾价差“转到“想弄明白这个国家怎么分钱“的人。这条路走不走得通，导师比谁都清楚他为何要走。

    四个人，四场谈话。每一场，都是一次把“干净“二字，钉死在纸上的过程。

    他盘算过顺序。先跟舅舅谈——老人家攒了一辈子钱，最听不得“散“字，得让他明白，这不是败家，是归位。再跟周文远谈，周家是粮站世家，最讲“账要平“，这笔账散了，得让周文远亲手核过，才肯信。然后找李正律，走法律文书那套，公证、代持、捐赠，一步不能省。最后见导师，把这条路的前因后果，原原本本说一遍——导师若点头，他这辈子就不慌。

    这四场，没有一场好谈。可正因不好谈，才得谈。前世他见过太多人，钱临到头了，要么舍不得，要么交得糊涂，最后两样都落空。他不想给自己留那种遗憾。

    他把清单折好，塞进那个牛皮纸袋。袋里还有股东代码卡注销回执、商铺租契、罐头厂收条、东方实业的签收本。一样一样，都是他这两年攒下的“痕迹“。清零那天，这些痕迹，得有个去处。

    窗外蝉开始叫了。毕业典礼定在七月头上，分配方案六月中下旬下来。他给自己留的时间，不多。

    他想起撕账本那夜。七页纸算的是“我买不买得起“，撕了，是因为买不起。可买不起厂，不等于什么都不做。二十七万帮了一百八十户一年，是能做的；进体制去推那个“法子“，是更该做的；而这三百三十多万干干净净归零，是必须做的——为了不变成前世那个人，也为了将来站在那个位置上，腰杆是直的。

    父亲那块工牌，硬纸板，缠三层胶。他这辈子大概带不走那块牌子，可他能把“让这样的手有活干“这件事，带进体制里去。

    苏晓晴那句“别把自己算丢了“，和父亲的“手在活就在“，其实是一句话的两头。他进体制，是为了让更多的手有活干；可若把自己算丢了，那双手，也就没了主心骨。

    他摸了摸窗台那两棵桃苗。新叶舒展开了，绿得扎实。苏晓晴说账要平苗床也要平，他这人本分，倒比苗床更难平——前头是父亲那样的手要顾，后头是苏晓晴那样的人在等，中间还夹着三百三十多万的干净去向。

    六月的风，很快就会吹到。清单上的人，他要一个个去谈。公证处的门，他迟早要进。

    而那个“让能救厂的规矩早几年立起来“的念头，从撕账本那夜起，就钉在了他要走的那条路的最前头。

    他合上袋口。牛皮纸袋沉甸甸的，装的不是钱，是他这两年攒下的全部痕迹，和一份不肯含糊的干净。

    离六月三十日，还有四十来天。四十天，说长不长。可要把三百三十多万交代得清清白白，四十天，刚刚好——不赶，也不拖。他这辈子最怕的，从来不是没钱，是钱到了手，人却守不住。这一回，他要把“守不住“三个字，从自己身上彻底抠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