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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铛——铛——铛——”神都标准钟浑厚的报时声，准时在卯正时分穿透洛阳城的晨霭。这规律、精确、不容置疑的声响，日复一日地渗入街巷坊市，校准着官吏点卯、市肆开张、作坊上工的节奏，也隐隐叩击着许多士人心中那套建立在“观象授时”、“顺天应时”之上的传统秩序。滴答的齿轮与悠扬的钟鸣，仿佛是新时代清晰而固执的足音，一步步走近，终于在一个风雅的场合，与旧时代的雍容气度迎面撞个满怀。
上巳节，洛水之滨，一年一度的“流觞曲水”文会正酣。碧水潺湲，羽觞飘荡，一众文士衣冠楚楚，吟咏唱和，俨然盛世气象。太子太师李瑾作为特邀宾客在座，与几位致仕元老谈笑风生。气氛原本和乐融融，直到那漆耳杯顺着曲水，稳稳停在了国子监司业孔颖的坐席前。
须发已见斑白的孔颖并未如惯例赋诗，他肃然起身，向主位与李瑾方向长揖，清癯的面容上忧色深重：“今日良辰，群贤雅集。然老朽胸中块垒，不吐不快。近来都中风气，颇有诡谲。或高谈地转，动摇乾坤纲常；或操刀解尸，骇人听闻，有悖圣人‘身体发肤’之训；更将匠作机巧之术，与圣贤经典并列于所谓《宝典》。敢问诸公，此等‘新知’，究于明礼义、正人心、育贤才有何裨益？长此以往，士子恐竞逐奇技而荒废经史，人心慕利而淡泊仁义。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。四维不张，国将不国！此非杞忧，实关圣学道统、世道人心之根本！”
话音甫落，满场寂然。暖风似乎凝滞，流水之音也显得突兀。所有目光，明里暗里，都聚焦于李瑾身上。这不是朝堂奏对，却是更凶险的战场——士林清议。在此发难，既能避过政事堂的程式，又能将争议扩散于天下士人之口，其用心不可谓不深。这无疑是旧学阵营积蓄良久的一次总攻，矛头直指格物院及其背后所代表的、那套日渐清晰却迥异于传统治学路径的价值体系。
李瑾放下手中羽觞，面上无波。他等待这一刻已久。这远非“日心说”与“地心说”孰是孰非的学理之争，亦非“解不解剖”的伦理辩难，而是两种认知世界的方式、两种定义“学问”与“价值”的体系，在根本处的碰撞。他徐徐起身，还以一礼，声音平缓却清晰，足以让曲水两岸皆闻：
“孔司业心系道统，其情可感。瑾亦常思，学问之本末，道器之先后。然瑾有一惑，愿就教于司业并诸位贤达：何谓本？何谓末？道在经中，抑或在天下？”
他目光扫过神色各异的众人，继续道：“《大学》言‘致知在格物’，朱子注‘即物而穷其理’。格物院所行，不外乎循此古训，于天地万物、人伦日用中，格其理、穷其道。地动之说，非为骇俗，乃为推算躔次、厘定历法，以授农时，此非厚生利民？人体之探，非为褒渎，乃为洞悉经络、明晰腧穴，以疗沉疴，此非仁心仁术？百工之研，造巨舰以通绝域，制水车以溉膏腴，作钟表以定时辰，省民力而增货殖，此非经世实学？《开元宝典》包罗万象，旨在博采众长，以资治国，岂是独崇机巧？”
“至于圣贤经传，修身齐家治国之宏纲大纪，自当尊奉，拳拳服膺。然圣人垂教，意在‘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’。若不能明万物之理以利生民，何以‘亲民’？若无实学实政以致太平，何以‘至善’？夫子有云：‘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’。器利而后事善，事善而民生遂，民生遂而后教化行，天下安。此‘器’中，岂无‘道’存？若匠作之术，果能使国强民富，又何尝非大道之一端？”
李瑾的回应，沉稳地将“新知”锚定在“格物致知”、“经世致用”的儒家传统框架内，试图为这些“异端”披上合法的外衣。然而孔颖寸步不让，他向前一步，宽袖微颤，语带激愤：
“谬矣！太子太师此言，似是而非！‘格物’所格，乃人伦日用之物；‘穷理’所穷，乃心性天理之奥。岂是那星辰运转之机巧、血肉皮毛之琐屑？圣学大道，根柢在于正心诚意，在于仁义礼智。尔等所务，尽是外物末技，纵有微利，于变化气质、涵养德性何益？更甚者，尔等动辄标榜‘实测’、‘实证’，以此质疑经典，非议先贤，此风若长，学者将无所敬畏，经典权威必然扫地，此乃动摇人极、祸乱纲常之端！譬如地动邪说，直犯‘天尊地卑’之经义，淆乱乾坤，其心可诛！”
争论的火焰被彻底点燃。支持革新的年轻官员、与格物院往来密切的实务派、以及一些对新学心向往之的士子，纷纷引据反驳。一位年轻的监察御史扬声道：“孔公！下官浅陋，稍通算学。敢问若无精確历算，何以定农时、征赋役？若无準確舆图，舟师何以越重洋、通有无？此皆实学，关乎国计民生，岂可轻以‘末技’斥之？经典所言，乃万世常经，然时移世易，若遇经典未载之事物，后人究察其实，补阙拾遗，正是继往开来，岂可谓泥古不化？”
曾亲眼见过医学院救治重伤士卒的太医署官员也接口道：“下官曾见疡医以沸水蒸酒处置金创，伤者愈合之速，远胜旧法。此活人性命之术，纵涉‘操割’，亦是仁心所寄。若因‘身体发肤’之训，便坐视伤者溃烂而亡，岂是圣贤倡仁之本意？”
旧学派诸人则愤然反击：“尔等只见刀圭之效，不见礼崩之危！重利轻义，乃衰世之兆！”“技艺可求精，然岂可毁伤遗体，悖逆人伦？此与禽兽何异！”“天文地理，自有天道，妄加窥测，必干天和！”
曲水之畔，风雅尽去。双方从具体知识之辩，迅速上升到“义利之辨”、“道器之辨”、“理气之辨”、“古今之辨”的根本层面。旧学派高举道德理想主义大旗，将内心的道德修养、社会的伦理秩序奉为至高无上的“本”，而一切外在的、实用的知识与技术，若非直接服务于这个“本”，便是可疑的、甚至有害的“末”。新学派则秉持一种萌芽中的实用理性精神，认为探究客观规律、解决实际问题的“实学”，同样是实现“治国平天下”理想不可或缺的途径，对经典的阐释，亦不应抵触确凿的事实与严密的推理。
场面激烈，声浪渐高。李瑾冷眼观察，见在座许多年高德劭、学风正统的耆宿，虽未必全然赞同孔颖的激烈，但眉宇间对新学的疏离与疑虑显而易见。而年轻一辈中，不少人眼中则闪烁着求索与兴奋的光芒。这正是时代裂痕的缩影，旧日的庞大身影与新时代的躁动脉搏在此交锋。
就在双方僵持不下、气氛近乎凝滞之际，一位始终静坐旁观、银发矍铄的老者缓缓开了口。他是前太子宾客杨炯，学问渊博，德高望重，虽已致仕，一言仍可影响清议风向。他声音不高，却带着奇异的穿透力，让嘈杂的现场为之一静。
“诸君之论，老夫听之良久。” 杨炯抚须，目光平和地扫过众人，“孔颖之忧，在于道统之正；三郎之求，在于实利之兴。二者看似冰炭，然则，岂无相济相成之道？”
他转向孔颖：“仲达，你重义守道，此士人风骨，无可指摘。然《易》有云：‘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’。又云：‘备物致用，立成器以为天下利，莫大乎圣人’。圣人亦不讳言‘利’，所利者，天下万民之公利也。若格物之学，果能厚生利民、强固国本，此非‘义’之彰显、‘道’之践行乎？”
他又看向李瑾：“三郎倡新学，志在富国惠民，其心可嘉。然则，治国平天下，终以人心为本，以教化为先。若士子皆溺于奇巧，德性不修，经史不读，则智巧愈精，或为祸愈烈。昔日公输般之巧，为墨子所屈，所恃者非技，乃兼爱非攻之大道。故，新学可兴，实利可求，然道统之本不可移，人心之教不可废。当使治新学者，亦通经义，明礼义廉耻；使习旧学者，亦知实务，不尚空谈虚文。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；道器之辨，本末相资。如此，方是长治久安之途。”
杨炯之论，是一种典型的折衷与调和。他试图在旧学的道德框架内，为“实学”、“新学”寻觅一个合法且从属的位置：可用于“致用”，但不可动摇“明体”；可追求“器利”，但必须服从“道本”。这代表了朝野间相当一部分稳健派士大夫的态度——他们看到了新学的实用价值，愿意接纳其带来的益处，但坚决要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导与士人阶层的文化领导权。
李瑾心知，在当下，这已是能为新学争取到的最佳空间。彻底颠覆旧有体系既不现实，亦非其初衷。他需要的，是一个让新思想、新方法、新技术得以存活、试验、成长的缝隙。他立即顺水推舟，郑重表态：
“杨公高论，如醍醐灌顶，瑾受教匪浅。格物之学，所求无非‘真’与‘用’。明物理以致用，用之中自涵德行。譬如医者，必先怀仁恕之心，而后研习方技，此乃仁心仁术，本末一体。格物院诸生，除专攻艺业，亦需诵读经史，切磋义理，所育之才，乃是通经致用、明体达用之才，非仅知奇巧、不谙大义之匠。若能造就此等人才，方不负朝廷设学育人之本意。”
他巧妙地将争论焦点，从根本性的“道器义利”之争，拉回到相对具体的“培养什么样的人才”这一更易操作、也更具说服力的问题上，并承诺新学教育中会包含传统经学，以安抚旧学派的不安。
上巳文会，在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中落幕。没有胜败，但思想的裂痕已然公开，且更深了。旧学派依旧警惕，但杨炯的定调，为“有用之学”的有限存在开了绿灯。新学派则更加清醒，他们的道路必将伴随着与旧传统的持续摩擦、妥协与博弈。
然而，思想的地火一旦喷涌，便难以遏止。洛水之畔的这场交锋，迅速化身为各种添油加醋的版本，在洛阳、长安的茶楼酒肆、书院学舍间流传。“道”与“器”、“义”与“利”、“古”与“今”、“虚”与“实”的辩难，从格物院的围墙内，涌向了整个帝国的精神领域。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在聚集同侪，打磨论点，积蓄力量，准备着下一轮更为广泛、也更为深入的较量。
回到格物院，李瑾望着“致知堂”的匾额，对身旁神色各异的陆明远、秦鸣鹤、宇文恪等人沉声道：“今日之辩，意料之中。新旧之争，非口舌可定，乃时势所趋。杨公所言‘本末相资’，是眼下可行之策。我等不必执着于经义词章之辩，当以实绩示人。新舰可曾试航？伤兵活人几何？纺机是否增效？钟楼可利民生？稻种能否增产？此等实实在在的功绩，一桩胜过万言空论。让事实说话，让生民受益，让国力增强，则新学之根基自固。然院内生徒，经史教化不可偏废，需使其知晓，吾辈所求之‘真’与‘用’，其归宿，终是‘善’与‘仁’，是天下生民之福。”
他知道，这场思想领域的漫长变革，才刚刚开始。旧学的殿堂依然巍峨，新知的幼苗尚在风中摇曳。但种子已破土，辩论已启程。一个融合与裂变、固守与求索的时代，其思想交锋的序幕，已由洛水之畔那场并不风雅的争论，铿然拉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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