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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物院内的“科学种子”在争论与实践中悄然萌芽之时，帝国的东南沿海，一场规模与意义更为宏大、直接牵动着王朝财富命脉的变革，正伴随着浩荡天风与拍岸惊涛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铺开。这场变革的核心，是“市舶司”这一古老机构，在全新的理念与迫切的需求下，被重新注入灵魂，从零星点缀变为沿海要津的普遍建制，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、系统、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积极经略。麟德十二年秋，广州。这座帝国最繁华的对外贸易港口，正经历着它千年历史中又一个喧腾的早晨。珠江口舳舻相接，帆樯如林。除了传统的大食、波斯、天竺、真腊（柬埔寨）、占城（越南中南部）的“番舶”，来自朝鲜半岛、日本列岛（尤其是在“东海征伐”之后）、琉球、乃至南洋诸岛的新旧船舶也络绎不绝。码头上，肤色各异、语言迥异的商贾、水手、力夫穿梭如织，香料、象牙、犀角、珍珠、琉璃、珊瑚、各色木材的奇异气息，与海风的咸腥、汗水的味道混杂在一起，构成了广州港特有的、充满活力与欲望的气味。
然而，在这片看似自由奔放的繁华之下，是长期存在的混乱、低效与利益流失。以往，朝廷对海外贸易，大抵持“怀柔远人，互通有无”的宽容态度，但管理上却颇为粗疏。虽有“市舶使”之设，往往由岭南节度使或广州刺史兼任，或由宦官充任，其主要职责是“阅货宴宾”——查验货物、征收“舶脚”（一种进口税，通常十分抽一）、管理番商居住的“番坊”、主持宫市（优先购买宫廷所需奢侈品），并负责“招徕安抚”。这种管理，政治象征意义大于经济实效，且极易滋生腐败。市舶使与地方豪强、富商、番舶“纲首”（船长兼商人首领）勾结，低报货值、夹带走私、偷漏税款乃是常事。大量的贸易利润流入私囊，朝廷所得有限。贸易规模也受限于官方控制的口岸和朝贡体系，民间海商往往处于灰色或非法地带，难以壮大。
“东海征伐”的胜利，以及格物院带来的航海、造船、制图技术的进步，极大地刺激了朝廷，尤其是武后与李瑾眼中，海洋所蕴含的、远超“奇珍异宝”范畴的战略与经济价值。日本的金银矿脉已初显利益，南洋的香料、印度的棉布、波斯的宝石、大食的玻璃器皿乃至更遥远地方的物产，都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财富。而大唐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、铁器、书籍，在海外更是硬通货。若能将这海上贸易的洪流有效管理、引导、并从中汲取财力，其对朝廷赋税、对国内手工业、对水师建设、乃至对整个国力的提升，将无可估量。
朝堂之上，一场关于如何管理海外贸易的激烈辩论早已展开。保守的朝臣认为，海外贸易固然有利，但番商汇聚，易生事端；钱货外流，有损国本；且商人重利轻义，长此以往，恐坏人心风俗。不如维持旧制，以朝贡贸易为主，严控民间下海，确保“华夷之防”。而李瑾、刘仁轨（已因东海战功晋升，对海事极为热心）及一批务实派官员则力主改革。他们指出，前隋及本朝前期，广州等地市舶之利，已甚为可观。如今水师强盛，海道畅通，正是大力拓展海贸、坐收其利之时。关键在于变被动“怀柔”为主动“经理”，变粗放征收为精细管理，变默许走私为合法引导，将海上贸易纳入国家掌控，使之成为朝廷稳固的财源，而非地方官吏与豪强的私宴。
李瑾更提交了一份详细的《请广设市舶司以经理海疆、丰实国用疏》。在这份奏疏中，他系统提出了全新的市舶司构想：
1. 广设机构，统一事权： 不仅于广州，更在扬州（长江口，沟通江淮财富之地）、泉州（新兴港口，对琉球、日本贸易便利）、明州（宁波，对日、朝贸易要冲）、交州（越南河内附近，面向南海）等主要对外贸易港口，普遍设立市舶司。市舶使由朝廷直接委派精明强干、通晓海事商务的专职官员担任，不再由地方节度使或刺史兼任，以确保事权统一，专司其职，直接对户部（或皇帝）负责，减少地方干扰。
2. 完善税制，透明征收： 废除过去随意性大、易于舞弊的“十分抽一”旧例，制定详细的《市舶则例》。将进口货物分为“粗货”（如香料、木材、药材等大宗）、“细货”（如珠宝、象牙、犀角等奢侈品），按种类、品质、数量分级定税，税率公开。设立官方评估的“看验所”，由专业“牙人”与市舶司官吏共同勘验货物，估定价值，发给“公凭”（纳税凭证），凭公凭方可入市交易。出口货物亦需登记报税，但税率从轻，以鼓励输出。
3. 官督民办，鼓励海商： 鼓励民间资本组建船队，赴海外贸易。市舶司负责发放“出海公凭”（类似贸易许可证），规定航行路线、往返时限，并可根据船队规模，派水师士卒随船护航（收取护航费）。船队返回，须先至发证市舶司报到，接受查验、纳税。同时，设立“保舶”制度，由实力雄厚的海商或商行为出海船队作保，确保其不违禁、不夹带、按时返航纳税。
4. 设立栈场，规范交易： 在市舶司管辖区域内，设立官营的“栈场”（仓库、货栈）和“互市场”。番商货物可存入栈场，由官方提供保管、评估、翻译、中介服务，收取栈租、牙钱。交易在互市场公开进行，减少欺诈。市舶司还负责调解番汉商民纠纷，维持市场秩序。
5. 招徕与保护并重： 善待番商，保护其合法财产与人身安全，允许其在指定“番坊”居住、经营，甚至与唐人通婚（所生子女需入唐籍）。但对违禁贸易（如兵甲、铜钱、人口走私）、违法乱纪者，严惩不贷。鼓励番商带来新作物种子、珍奇动植物、书籍、工艺技术，可酌情减免税收，甚至给予奖赏。
6. 水师护航，打击海盗： 强化沿海水师力量，明确其护航商船、清剿海盗、巡查走私的职责。将水师活动与贸易航线紧密结合，保障海道畅通安全。
7. 信息汇集，绘制海图： 各市舶司需详细记录往来船舶、货物、商人、航线信息，定期汇总至中央（李瑾建议由户部与格物院地舆馆共同管理），用于分析贸易流向、制定政策，并不断修订、完善海图。
这份奏疏，实际上勾勒出了一个早期近代海关与海外贸易管理体系的雏形，其核心是将海外贸易从“怀柔远人”的政治附属品，提升到“经略海疆、充实国用”的国家战略高度，并以制度化、透明化、利益导向的方式进行管理。
争论异常激烈。反对者攻击此举是“与民争利”、“启商贾奢靡之风”、“使天子有言利之讥”，更担心市舶使权力过重，形成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之外的“利窟”，尾大不掉。支持者则列举前代市舶之利，强调如今水师强盛、海船坚固，正宜开拓。武后最终乾纲独断，支持了李瑾、刘仁轨等人的主张。她敏锐地看到了其中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对皇权的巩固作用——一个由中央直接控制、能带来稳定巨额收入的市舶系统，无疑能增强朝廷的财政力量，削弱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。
麟德十三年初，诏令颁行天下。以广州为模板，扬州、泉州、明州、交州四处，迅速开始筹建新的市舶司。朝廷选派了一批被视为“能吏”、“干员”且相对清廉的官员出任首届市舶使，并抽调户部、工部、水师相关人员辅助。刘仁轨被任命为“东南诸道市舶、水陆转运、沿海防御制置使”，总揽东南沿海市舶、水师及与海外相关事务，驻地广州，显示出朝廷对此事的极度重视。
新政推行，绝非一帆风顺。广州旧有的利益集团（包括部分官吏、地方豪强、与番商勾结的“揽头”）对新政阳奉阴违，甚至暗中阻挠。新设立的“看验所”评估货价，触动了他们低报价格、从中牟利的奶酪。规范的税收和“公凭”制度，让走私变得困难。一些习惯了混乱中捞取好处的番商“纲首”也感到不便，抱怨“规矩太多”。
广州新任市舶使崔浞，是一位出身河北、曾担任过县令、州司马的干练官员，以不畏豪强、精于计算著称。到任后，他雷厉风行。首先，他请刘仁轨调派一队水师精锐，以“整肃港口、缉拿私枭”为名，进驻广州港，震慑宵小。接着，他公开颁布《市舶则例》草案，召集番汉大商，听取意见，稍作修改后便明文张榜，严格执行。对于几起试图贿赂评估牙人、夹带违禁品（主要是铜钱和生铁）的案件，他果断处置，涉案唐商抄没家产，番商驱逐出境，永不允入唐贸易，涉案官吏杖责流放。此举迅速树立了新市舶司的权威。
同时，崔浞也展现出灵活变通的一面。他简化了部分繁琐手续，提高了验货效率；对于按时纳税、诚信经营的大商，给予“优舶”称号，可享受优先泊位、快速通关、税额九折等优待；他还组织番汉商人联谊，由市舶司出面担保，促成了一些大宗长期合约。新的官栈和互市场建成后，交易环境确实比以往鱼龙混杂的码头更为安全、有序，减少了欺诈和纠纷，虽然要缴纳栈租牙钱，但许多正经商人，尤其是资本雄厚、做长期生意的大商，逐渐开始认同这种新秩序。
最大的转变发生在民间海商。过去，民间下海贸易风险极高，不仅要面对风浪海盗，还要躲避官府稽查，地位低下。如今，只要向市舶司申请“出海公凭”，缴纳一定保证金和定额税（或在返航时按利抽分），就能合法扬帆出海，甚至能申请水师护航（需付费）。尽管有各种规费，但合法身份带来的安全感、水师护航降低的风险、以及返航后合法销售货物的便利，使得许多有资本、有胆识的沿海商人趋之若鹜。一批民间海商船队开始组建，他们多采取合资入股的方式，购置或建造大型海船（其中不少采用了格物院改良的帆装和船型），招募熟悉海路的水手，在岭南、福建、江浙的沿海地带蔚然成风。
扬州、泉州、明州、交州的市舶司也陆续建立并开始运转。虽然各地情况不同（如扬州更侧重与内河漕运衔接，泉州、明州对日、朝贸易活跃，交州面向南洋），但基本制度框架得以推行。市舶司的设立，如同在帝国漫长的海岸线上，打下了一根根坚固的木桩，开始系统地编织一张覆盖东亚、东南亚乃至更遥远海域的贸易与税收之网。
源源不断的商品开始通过这张网络加速流动：精美的越窑青瓷、邢窑白瓷、色彩绚丽的丝绸锦缎、清香扑鼻的茶叶、实用的铁器铜镜、珍贵的书籍纸张…… 从各大港口装船，运往未知的远方。而海外的香料、珠宝、犀象、琉璃、药材、珍贵木材，乃至占城稻种、新奇瓜果，也沿着反向的航道，涌入大唐的港口，再通过运河、驿路，分销至帝国的各个角落。
市舶司的税收账册上，数字开始跳跃式增长。虽然初期投入巨大，且贪腐不可能完全杜绝，但制度化的管理带来的收益，很快让朝廷的户部官员们眉开眼笑。这笔新增的、可持续的财源，为水师扩建、港口建设、河工水利乃至朝廷的诸多开支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
站在广州新建的市舶司官署高台上，望着珠江口千帆竞发的壮观景象，刘仁轨对身旁的崔浞感叹道：“昔人云，‘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’。今朝廷设市舶，非仅取利，实乃开其道，利其流，导百川而归海，聚万国之货殖。此非与民争利，乃与民共利，而朝廷得其大者。海贸若江河，堵则溃，疏则通，导则沛然莫之能御。吾等所为，便是这疏与导。”
崔浞拱手道：“制置使高见。下官唯谨守章程，剔弊兴利，使商贾乐出其途，番夷愿来朝市，而国库日盈，海疆绥靖，方不负朝廷重托。”
海风猎猎，吹动着官署檐下的风铃，也吹动着这古老帝国向着海洋深处，迈出更坚定、更有力的步伐。市舶司的林立，标志着大唐的海洋政策，从被动、保守的“怀柔”，转向了主动、进取的“经理”。一个由国家力量主导、制度保障、利益驱动的海上贸易时代，伴随着各港口市舶司升起的旗帜和清脆的算盘声，正式拉开了序幕。财富的潮水，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确定性，开始拍打大唐的海岸线，并将很快涌向这个帝国的腹地，冲刷、改变着一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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