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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个案件“标准答案”的尘埃并未完全落定。吴建国扭曲的“肃正”逻辑在媒体有限的报道和坊间口耳相传中，激起了远比案件本身更复杂的涟漪。教育系统内部开展了一轮师德师风自查与心理疏导，但空气中仿佛仍悬浮着微妙的紧张感。家长们对学校的信任变得更加审慎，教师们则在严格管理与心理压力之间寻找着更艰难的平衡。林海偶尔路过学校，看到那些贴着标准笑脸照片的荣誉墙，总会感到一丝不易察觉的寒意。林澈似乎慢慢从之前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重新开始画一些色彩明快、充满想象力的画。但林海和周晴都察觉到，儿子比以往更加沉默，有时会长时间地看着家里的金鱼缸，或者蹲在小区花园里观察蚂蚁，眼神专注得不像个孩子。
“他是不是‘看’到什么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了？”夜里，周晴忧心忡忡地问林海。
林海叹了口气，揽住妻子的肩膀：“可能吧。那些案子……留下的‘痕迹’太重了。我们只能多陪陪他，让他知道家是安全的。”
林澈的特殊感知像一扇不稳定的窗，既能窥见黑暗的角落，也可能被过于强烈的情绪回响所灼伤。林海只希望日常的平静能慢慢抚平那些无形的褶皱。
然而，平静似乎总是这个城市最奢侈的消耗品。
十一月，寒意初显。城东一个名叫“翠微苑”的中档住宅小区，开始流传起一件令人不安又有些蹊跷的事情。起初只是零星的非正式投诉，到物业那里，也大多被当作个别现象或意外处理。
死的是宠物。
不是自然死亡，也并非简单的走失或车祸。死状奇怪，地点也透着刻意。
第一家是住在12号楼三单元的王阿姨。她养了八年的白色博美犬“球球”，一天清晨被发现死在一楼自家小院门口。不是被毒死的，身上也没有明显外伤。小小的身体蜷缩着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像是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东西。更奇怪的是，球球的脖子上，系了一条崭新的、鲜红色的细绳，绳结打得非常工整，像一个精致的蝴蝶结，与小狗僵硬的尸体形成诡异的反差。王阿姨哭得昏天黑地，坚持说球球从来很乖，不会乱跑，更不可能自己系上这样的绳子。
物业调了监控，但王阿姨家小院门口恰好是监控死角，只看到球球前一晚还好好的在院里溜达。保安加强了夜间巡逻，安慰王阿姨可能是哪个孩子的恶作剧。
但仅仅三天后，15号楼独居的退休教师张老师，发现自己养在阳台笼子里的两只虎皮鹦鹉死了。笼门关得好好的，食水充足。两只小鸟依偎在一起，同样睁着眼，羽毛并无凌乱。笼子底部，撒了一层薄薄的、晶莹的白色细沙——不是鸟沙，更像是某种装饰用的石英砂。张老师又惊又怒，她的阳台在五楼，没有攀爬痕迹，窗户也关着。
接着是7号楼一个小朋友养在透明塑料箱里的蚕宝宝。一夜之间，几十条白白胖胖的蚕全部僵直，箱子里被放了几片翠绿欲滴、但明显不是桑叶的植物叶子，叶子被摆放成一个整齐的圆圈。
然后是19号楼地下车库一只常被住户投喂的流浪猫“大橘”，死在它经常栖身的纸箱里，身边摆了几条完整的、风干的小鱼干，排列得像贡品。猫尸同样没有外伤，眼睛圆睁。
事情开始在小区的业主群里发酵。恐惧和愤怒取代了最初的讶异。这不再是恶作剧可以解释的了。有人提到了“虐畜变态”，有人怀疑是某种邪门的“仪式”，更有人担心，对动物下手的人，心理扭曲到一定程度，会不会把目标转向人，尤其是孩子？
物业压力巨大，再次报警。但由于每次事件涉及的“财产”价值不高（宠物在法律上一般视为财产），且没有直接人员伤亡，起初并未引起刑警队的重视，由辖区派出所和治安支队跟进。他们进行了例行走访，扩大了监控查看范围，但作案者似乎极其熟悉小区环境，总能避开有效的监控点位，手法干净，不留指纹等痕迹。除了那些刻意留下的“标记”——红绳、白砂、绿叶、鱼干——之外，几乎没有线索。那些物品也都是常见且难以追查来源的东西。
派出所的民警也很头疼，只能建议物业进一步加强安保，提醒住户看管好宠物，安装私人监控。但小区里的恐慌情绪仍在蔓延。傍晚遛狗的人少了，孩子们被叮嘱不要单独在楼下玩，邻里之间互相打量也带上了更多猜疑。
林海是从同事闲聊中听到“翠微苑宠物怪事”的，当时并未特别上心。直到周末，他带林澈去市郊新开的湿地公园散心，想让孩子远离城市里那些案件带来的压抑感。
公园里有一小片观鸟区，林澈很感兴趣，拿着儿童望远镜看得入神。林海坐在旁边的长椅上，享受着难得的阳光。突然，林澈放下望远镜，指着不远处一片芦苇荡的边缘，小声说：“爸爸，那里……有东西不高兴。”
林海顺着望去，只看到随风摇曳的芦苇和粼粼水波。“什么不高兴？小鸟吗？”
林澈摇摇头，眉头微微皱着：“不是小鸟……是水……好像有很冷的东西掉进去过，还没散开。”他用的是孩子气的比喻，但林海立刻警觉起来。儿子对情绪和“痕迹”的感知，往往指向不寻常的事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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