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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爷下殡后第三日，晌午头的太阳虽然很大，但毕竟已经立秋了。王磊提溜着两包白糖，黄草纸包得方方正正。这是咱豫东的规矩——白事过后得瞧主家，白糖最实在，冲水喝去火，主家心里苦，嘴里好歹能咂摸点甜味。
克文叔家在村东头，跟九爷老院子挨着。还是老式农家院，红瓦门楼，铁门上的蓝漆斑斑驳驳，露着铁皮的本色，虚掩着没插挂。王磊伸手敲了敲，铁门“铛铛”响。
“门没挂，进来妥啦。”里头传来克文叔的声音，闷闷的，像从地窖里钻出来。
推开门，院子扫得溜光，连片树叶都没有，青砖缝里的土都抠得干干净净。正对着院西边墙根处那棵老槐树，得两人合抱，树皮皲裂得跟久旱的地似的，树下摆着矮方桌，两把马扎。克文叔蹲在压水井旁，手指头蘸着井水，一点点摩挲着茶壶上的茶垢，壶身油亮得能照见人影。
“来了？”克文叔站起身，在铁条上挂着的毛巾上擦了擦手，“屋里凉快，外头有点热。”
“就搁院里吧叔，”王磊把白糖搁桌角，“槐树下有风，得劲。”
克文叔瞅他一眼，没吱声，点点头进屋，搬出来暖水瓶，又拿出两个白瓷茶杯——杯沿裂着细缝，跟老人额上的皱纹似的，却洗得透亮，能看见杯底的旋纹。王磊坐在马扎上，屁股底下还留着日头的余温，抬头瞅槐树，叶子密密匝匝，把天光筛成碎金片子，晃眼得很。九爷活着时，常在这儿修农具，树荫下那块青石板，被他坐得光溜溜的，能照见人影。
“喝茶。”克文叔把茶杯推过来，茶叶是村里常见的茉莉花茶末子，滚水一冲，清香味窜出来，混着树叶的苦气，直往鼻孔里钻。
王磊端起来吹了吹，啜一口，茶是苦的，咽下去舌尖却泛着点甜。“前儿个人多，没顾上跟你多说，”克文叔捧着茶杯熏手，“听说你想写写俺爹的事？”
“嗯，”王磊掏出笔记本和钢笔，“该写，不写这些事就跟着人埋土里了。”
克文叔抬头瞅槐树，目光顺着树干往上爬，停在枝桠分叉处——那儿有个碗口大的疤，黑黢黢的，跟个老窟窿似的，直勾勾瞅着人。“民国二十七年留下的，”他忽然开口，“樱花国人打来那年，一颗流弹穿过去，都以为这树活不成了，可开春又发了新芽。”
王磊顺着瞅过去，疤的边缘长合了，只留个凹陷，周围树皮颜色更深，纹理也密，像是用尽气力裹住伤口。“九爷常说起这树？”
“常说，”克文叔喝口茶，喉结滚了滚，“他说这树是咱冉楼的见证，见过土匪，见过黄水，见过枪子儿，可一直站在这儿。他说人得学树，根扎深了，多大的风都刮不倒。”
院里静下来，只偶尔有小鸟在槐树上鸣叫一下，。王磊翻开笔记本，钢笔尖沙沙响，跟九爷当年割草的声音似的。“写啥呢？”克文叔问，像问自己，“奖状？劳模？那些咱县志里都有，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。”
他起身进堂屋，出来时手里攥着个牛皮纸包，方方正正。小心翼翼解开，是本蓝皮笔记本，封面磨得看不清字，四角卷着，用透明胶带粘着。“俺爹的笔记，他没上过学，这些都是他自学记的。”
王磊凑过去，第一页写着：“1954年3月12日，种槐树一百棵。沙土岗地，挖坑三尺，底铺黏土。一天两瓢水，早晚各一。活了四十三棵。”字迹褪色了，却工工整整，下头还画着个小树苗，拙得很，却用心。
“你看这儿，”克文叔翻几页，“1955年7月，第一片槐树林成荫。下午有风，坐在树下凉快。想起民国三十二年夏天，沙土烫脚，无处躲阴。栓柱他爹就是那年没的，倒在烫人的沙土岗上没起来，手里还攥着把子断了半截的挖野菜铲子。”
“栓柱他爹是……”
“饿死的，也不全是，”克文叔声音平平静静，可王磊听出底下的沉劲儿，“是热，是渴，是绝望。那年大旱，地里颗粒无收，沙土烫得能烙饼。他去挖野菜，倒那儿，又渴又饿又热就没起来，人硬了眼睛还睁着，瞅着天。”
王磊在本子上写：栓柱爹，民国三十二年，热饿而亡于沙土岗。写完觉得这几个字太薄，可又能写啥呢？写日头有多毒？沙土有多烫？写一个爹倒下去时，手里还攥着给娃找吃的铲子？
“想写俺爹，得从根上写，”克文叔合上笔记本，眼神复杂，“从他咋来这世上写起。民国三年春天，那时，咱这儿还不叫冉楼，叫杨庄……”
王磊赶紧坐直，钢笔抵在纸上。“你九爷出生那天，俺爷杨承祥，不在家，去外村当大总主持丧事了。”克文叔目光飘远，飘过院墙，飘进老时光里，“后半晌俺爷回来，一进院就听见娃哭，接生婆出来笑着说：‘承祥叔，又是个小子！’”
“又是个？”
“可不是，你九爷上头俩亲哥，六个堂哥，排行第九，这就是因为啥后来都叫他九爷的原因。”克文叔喝口温茶，“俺爷进屋瞅见那皱巴巴的小娃，哭得响亮，摸了摸他的小手，说：‘孩子就叫金秋吧，盼着秋天能有个好收成。’”
那时候豫东这地方，十年九灾，旱涝不定，好年景难遇。王磊点点头，老辈人都讲，杨家人善，杨大总公道，这是刻在冉楼人心里的话。
槐树影子慢慢拉长，从桌这头挪到那头。克文叔起身指堂屋墙：“你看那儿。”王磊抬头，东墙上挂着个磨得发亮的柳编粪筐，筐沿缠着发白的布条，旁边是满墙的奖状，最大的是九爷的劳模奖状，纸都黄了，字还清楚。最起眼的是奖状之间，挂着一截小臂长的树枝，皮是灰白色的，干透了，还挂着几片枯叶。
“那是俺爹这辈子种活的第一棵杨树的枝，”克文叔声音很轻，“盐碱地里长出来的。”
王磊愣住了，想起九爷葬礼上克文叔说的话——这是他的老师，教他在盐碱地里种树。他走过去：“能让俺瞅瞅不？”
克文叔踩个凳子取下树枝，双手捧着递过来。树枝比看着轻，树皮干裂得跟老人手上的皲裂似的。王磊摸着纹路，想起七十年代的盐碱地，白花花的碱，踩上去咯吱响。一个男人蹲在地里，把杨树枝插进土，一天天守着，等着它活。
“树早没了，”克文叔说，“活了二十多年被雷劈了，劈倒后俺爹折了这截枝，说要留着，这是教他在盐碱地里种树的老师。”
王磊把树枝递回去，克文叔重新挂好，一截枯枝，一墙奖状，并排挂着，在午后光影里静悄悄的。“今儿就到这儿，”克文叔捶了捶腰，“明儿有空再来，咱接着讲。等会你婶得回来做饭，今天在这吃吧。”
王磊收拾笔记本起身，“不啦叔，俺娘在家做好啦”，快出院时，回头瞅，克文叔还站在槐树下，身影在暮色里模糊得像株老树。走出院门，天擦黑了，村里炊烟升起来，混着红薯面窝窝的香味。村口老槐树在晚风里晃，王磊忽然觉得，这树不只是树，是见证者，看过九爷出生、长大、刨地种树，现在又看着他的故事被人讲。
而这故事，才刚开个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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