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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七年春末，东京的樱花早就谢了。新宿御苑里的染井吉野樱在三月底开到了最盛，白花花一片像下了场大雪，然后一阵风一场雨，花瓣落得干干净净。现在枝头上只剩绿叶，厚厚实实地遮住了天。偶尔有游客站在树下仰头找樱花，找到的只有从叶缝里漏下来的光斑。但街上的人不在意樱花——他们在意的是钱。一九八七年的东京，所有人都在谈钱。地皮在涨价，股票在涨，连自动贩卖机里的罐装咖啡都从一百二十日元涨到了一百五十日元。整个城市像一锅被忘了关火的水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越煮越少，但没人注意到水位在下降。
钟亦鸣注意到了。
他每天从工地收工后不直接回公寓。他把工装外套脱下来翻个面穿——里子比面子干净些，至少没有水泥渍——然后坐电车去日本桥。日本桥是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，那栋灰白色的大楼前面有一个营业部，门口挂着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，红绿数字不停地跳动。显示屏前面永远站着一群人，仰着头，张着嘴，像一群等食的鲤鱼。有人手里拿着便携式股票机，有人夹着公文包，有人穿着睡衣就来了——不是真睡衣，是那种在家里穿的运动服，脚上还踩着拖鞋。
钟亦鸣第一次来这里是在三个月前。那天日经指数收在两万三千点，营业部门口的老头跟他说“今年年底能破三万”。钟亦鸣没说话，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。三个月后的今天，日经指数两万六千点，那个老头已经不记得他了，但钟亦鸣记得老头那天穿什么颜色的袜子——灰色的，左脚后跟有个洞。
他在观察。不是看股票，是看人。
他发现一个规律：当显示屏上的数字往上跳的时候，人群里会发出一种声音——不是欢呼，是那种压抑着的、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满足的叹息，像一群人在同时喝热汤。但当数字往下跳的时候，人群会沉默。不是安静的沉默，是一种更重的沉默——所有人都在屏住呼吸，等下一个数字把他们的呼吸还回来。他管这叫“红绿噪音”——红色的上涨数字让人兴奋得发抖，绿色的下跌数字让人恐惧得发冷。而泡沫时代的人群，就在这两种极端之间被反复拉扯，像一根被越拉越长的橡皮筋，迟早会断。
他在笔记本上画了一条曲线，旁边标注：市场情绪指数。
四月的第三个星期三，钟亦鸣在日本桥的报刊亭买了一份《日本经济新闻》。这是日本最权威的经济类报纸，每天出早报和晚报，厚得像一本小册子。他买不起全年的订阅——一份要三百日元——所以每周来买两次，专挑周三和周六，因为周三有经济专栏，周六有周末特辑。报刊亭的老太太已经认识他了，每次看到他都会从架子最下面抽出一份给他留着——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用日语问“请问有日本经济新闻吗”，发音标准得让老太太愣了一下。后来他每周都来，老太太就记住了这个戴眼镜、袖口总是有点脏但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年轻人。
那天他翻到第三版的时候，手指忽然停了。
第三版的右下角，一条不起眼的豆腐块新闻。标题是日文，他读了第一遍没完全理解，读了第二遍，然后读了第三遍。他的日文词汇量大概一千出头，看报纸需要连蒙带猜，但这几个关键词他认得——“都”、“新宿”、“地下鉄”、“延伸計画”。都营新宿线延伸计划。他把那篇新闻从头到尾通读了三遍，遇到不认识的词就拿出随身带的小字典查——那本字典是他在二手书店花三百日元买的，封面已经磨得看不清字，但内页还算完整。他蹲在报刊亭旁边查了五个词，然后站起来，把报纸夹在腋下，快步走回了电车站。
电车上他没有坐下。他站在车门旁边，把报纸摊开，又读了一遍。窗外掠过的是东京湾的灰色海岸线、品川的工业区烟囱、新桥的写字楼群，但他什么都没看见。他看见的只有那几行字——都营新宿线的延伸计划，新设三个车站，其中一个是“新宿中央站”，位置在新宿三丁目和四丁目的交界处，预计一九八八年度开工。三丁目和四丁目的交界处。
那个位置的附近，有一块地。那块地的名字叫“桥”。
钟亦鸣的手指在报纸空白处开始画图。不是乱画——他在画地价走势。他脑子里有一个坐标系：横轴是时间，纵轴是地价。他知道歌舞伎町周边过去五年的地价涨幅——这些数据不是从报纸上来的，是他从王工头那里、从花姐那里、从老马偶尔的闲聊里一点一点拼凑起来的。中国的工头知道日本的地价，因为他在工地上干了六年，看着每一块空地变成高楼。花姐知道地价，因为赌场里的赌客有一半是做地产的。老马知道地价，因为关爷手里攥着“桥”，这块地的价值一直在涨，但涨到什么程度，没有人精确计算过。
王工头告诉他：歌舞伎町周边的商业用地，一九八三年一坪大概三百万日元，八四年涨到了四百万，八五年破了五百万。这些数字是他从日本工头田中的嘴里一点一点掏出来的。田中每次发工钱的时候都会抱怨“地价又涨了，房租又要涨”。王工头把每次田中抱怨的内容都记在心里。
花姐告诉他：赌场里有个常客姓野村，在不动产公司做估价师。每次他输了钱喝多了，就会说“歌舞伎町的地价还要涨”，“那些中国人手里攥着的地皮迟早值大钱”。花姐给野村倒酒的时候，会不动声色地问一句“涨到多少”，然后记住他报出的每一个数字。
老马在闲聊里提过一句：“关爷那块地，八五年有人开价八个亿，关爷没卖。”八个亿。八五年。现在是八七年春天。
钟亦鸣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，在脑子里生成了一张图。那张图告诉他：如果都营新宿线的新车站真的建在三丁目和四丁目的交界处，那么“桥”这块地的价值，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三倍。不是涨三成，是翻三倍。因为地铁站等于人流量，人流量等于商业价值，商业价值等于地价——这是东京城市规划三十年来的铁律。
他下了电车，几乎是用跑的回到公寓。推开六叠榻榻米的门，海生正趴在地上用铅笔描绘一张赌场平面图，阿绣在给他改的工装上绣标签——用红线在领口内侧绣了“阿龙”两个字，针脚细得像蚕吐丝。陆川不在，去赌场了。阿龙阿虎不在，在工地加班。
钟亦鸣把报纸摊在榻榻米上，跪在地上开始画。
他把从王工头、花姐、老马那里搜集来的所有关于地价的信息都摊开——王工头的工地见闻、花姐的赌客闲聊、老马无意间透露的数字，还有报纸上那篇关于新宿地铁延伸计划的豆腐块新闻。他用阿绣画粉线的直尺在纸上画出横轴和纵轴——横轴是时间，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七年；纵轴是地价，用万日元做单位。然后把每一个已知的数据点标上去。八三年的五百万，八四年的八百万，八五年的——他没标八五年的，换了一支红笔，在新宿三丁目和四丁目的交界处画了一个圈，旁边写了一行字：
“新宿中央站（预计1988年度开工）。此站距‘桥’直线距离——不到两百米。”
红圈落在歌舞伎町的边缘，正好压在关爷攥着的那块地上。他盯着那个红圈看了十秒，然后开始算。他算的不是地价——地价只是结果。他算的是人流量。地铁站新出口的日均乘客流量，乘以商业用地的容积率，乘以泡沫经济下的土地溢价系数——他在旧书店里翻过一本日文版的《不动产投资入门》，里面有一章专门讲“駅前商業地の評価方法”，他查了三天字典，把这一章啃了下来。他在纸边写下：日均乘客流量（预估）×容积率（歌舞伎町地区400%）×溢价系数（当前市场平均1.8-2.2）＝地价增长倍数。
他算完，把这个数字在纸上圈了三圈，然后靠在墙上，闭上了眼睛。那个数字大到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——不是翻三倍，是翻了四倍多。如果地铁新出口真的开在两百米之内，“桥”的价值将从一个八个亿变成将近四十个亿。而关爷在八五年拒绝了那个八个亿的报价。
“老钟，你是不是中暑了？”海生抬起头。
“没有。”
“那你怎么脸红了？”
钟亦鸣摘掉那副二手眼镜，用衬衫下摆擦了擦，重新戴上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从榻榻米上爬起来，把报纸叠好夹在笔记本里，连白衬衫上的褶子都没顾上拍，快步走出公寓。木质楼梯踩得咯吱响，他一步三级地往下跑，把一个正在上楼的老太太吓了一跳。
陆川在赌场。钟亦鸣站在公寓楼下的公用电话亭前，往投币口塞了硬币。电话通了，接电话的是花姐。他说找陆川，花姐说陆川在里面对账。他说很重要，花姐顿了一秒，然后说等等。过了片刻，陆川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带着赌场背景里特有的筹码碰撞声和自动麻将机洗牌的机械嗡鸣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“今晚。”
“今天提前回来。我有东西给你看。”
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一张图。”钟亦鸣捏着话筒，指节发白，“一张我们站在金矿上面还天天在工地上搬砖的图。”
“什么金矿？”
“桥。”
听筒那边沉默了几秒，只有赌场的嘈杂声。然后陆川说：“等我半小时。”
陆川回来的时候，钟亦鸣已经把那张手绘的地价走势图铺在榻榻米上。旁边放着他的笔记本、一份刊登着地铁延伸计划报道的《日本经济新闻》、以及从旧书店淘来的那本《不动产投资入门》——摊开的那一页正好是“交通基础设施对商业用地价格的影响”一节。他还从抽屉里翻出了一份歌舞伎町周边简易地图，是在车站便利店花二百日元买的游客地图，用红笔在上面把三丁目和四丁目的交界处标了个大叉。
阿绣把工装往旁边挪了挪，给陆川让出位置。海生收起赌场平面图，凑过来看。他第一眼就注意到了报上的日期——四月第三个星期三，就是今天。
陆川蹲在地上，看着那张图。图是用铅笔画的，横轴是时间，纵轴是地价。从八三年到八七年，一条灰色的曲线几乎是以四十五度角往上冲，然后在八七年这里停住了——钟亦鸣没有继续往上画，而是画了一个巨大的红色箭头，箭头的方向不是向上，是向右——指向了一个圆圈，圆圈里写着“橋”。
“你说桥是金矿？”陆川问。
“比金矿更值钱。”钟亦鸣用手指了指那张地价走势图，“陆哥，你看这条线。过去五年，歌舞伎町周边的商业地价涨了将近三倍。三倍。这不是市场规律——这是国家政策在推着走。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，出口不行了，政府就拼命刺激内需。低利率、宽松信贷、大规模基建——所有的水都在往地产和股市里灌。”
他的手指移到红圈上。“这是今天的《日本经济新闻》，第三版右下角，一条豆腐块新闻。都营新宿线要延伸——新宿中央站。位置在三丁目和四丁目交界处。我量了地图——新车站的位置，离桥不到两百米。两百米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地铁站出口的人一抬头就能看见桥的那栋楼。”
他抬眼看向陆川：“关爷在八五年拒绝了一个八亿日元的报价。如果新车站真的开在两百米之内，桥的价值——按当前市场容积率和溢价系数算——不是一个八个亿，是四十个亿。就算保守算，三十个亿跑不掉。三十个亿，陆哥。我们十四个人在工地上扛水泥，一天赚一万八，一个月四十五万。十四个人一个月赚六百三十万。一年七千五百万。三十年不吃不喝，能攒二十多个亿。桥值三十到四十个亿。而且它就在我们脚下，是关爷手里攥着的地契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把手里的红笔放下。“我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去抢地。我是为了告诉你——我们所有的兄弟，包括你、我、阿龙阿虎、阿绣、海生——我们都在日本最值钱的地皮上干活。但我们是搬砖的。搬砖的不拥有砖。我们睡在六叠公寓里，房东是日本人。我们吃的饭团是便利店的，便利店的老板是日本人。我们在赌场里站岗，赌场的地契是关爷的——但关爷的地契写的是日语，盖章的是日本政府。如果有一天日本政府说这块地不归关爷了，关爷手里的地契就是一张废纸。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——泡沫什么时候破？如果破了，桥值多少钱？”
陆川看着那条曲线，又看着那个红圈。他想起关爷在规矩会上说过的话——“中国人在这里，永远是人家的工具。日本人用你的时候你是刀，不用你的时候就是垃圾。”他还想起老陈在望道居里给他倒茶时说的那句——“钱来得太容易的时候，人就会忘记自己是谁。这是最危险的时候。”
他站了起来，把帆布包挂在肩上。“跟我去见关爷。这张图，带着。”
关爷在茶室里接见了他们。
那天晚上下着雨。春雨绵绵密密地打在枯山水庭院的砂纹上，把竹耙梳出的波浪线打成了模糊的一片。纸障子透出暖黄的灯光，照在壁龛里那幅“静水流深”的字画上。关爷穿着那件深棕色的对襟棉袍，坐在矮桌前，面前放着一壶刚泡好的铁观音。
钟亦鸣把那张地价走势图铺在矮桌上。图被雨伞上滴下来的水洇湿了一角，但那条向上的曲线和红色的圆圈依然触目惊心。他把《日本经济新闻》的豆腐块新闻、歌舞伎町的地图、以及那几页从《不动产投资入门》里撕下来的“交通基础设施对商业用地价格的影响”一并摊开。然后他开始说——说了地铁延伸计划的具体内容和时间表，说了二百米的直线距离和步行不到三分钟的用时，说了日均乘客流量的预估和歌舞伎町地区的容积率，说了八五年的八个亿和八七年按当前市场溢价系数算出来的数字。三十到四十个亿。
最后，他说：“这条新闻，今天刚出的。现在看过这条新闻的人还不多。等《日本经济新闻》的晚报出来，等《周刊现代》下周一跟进，等不动产公司的人把新宿三丁目到四丁目之间每一块地都标上红点——到那时候，桥就不只是桥了。桥是一块肥肉，所有人都想咬一口。关爷，您得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之前，先做决定。”
关爷听完，没有马上说话。他端起茶杯，在手里转了转，喝了一口。然后他放下杯子，看着钟亦鸣。
“你叫钟亦鸣？”
“是。”
“上海人？”
“是。”
“你父亲叫什么？”
钟亦鸣愣了一下。“钟……淦生。”他说了这个名字。
关爷的手指在茶杯边缘停了一下。然后他把杯子放下，语气不变，像在陈述一个早已归档的旧文件：“他是八十年代初第一批被抓的经济犯，枪毙的。上海滩最大的投机案——他操纵了三条船的废钢进口批文，涉案金额在那个年代够判十次死刑。最后只判了一次。那年你多大？”
“十九。”钟亦鸣的声音很低，但很稳。
“你恨谁？”
钟亦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他把眼镜摘下来，用白衬衫的袖口擦了擦，重新戴上。然后说：“我不是来跟关爷说我父亲的事。我是来跟关爷说桥的事。我父亲的事跟我没关系——但他教过我一个道理。他说：‘在别人疯狂的时候要恐惧，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要疯狂。’现在的日本，所有人都在疯狂。关爷，您该开始恐惧了。”
茶室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雨声从庭院里传进来，打在枯山水的砂纹上，打在松树的针叶上。壁龛里那根线香的青烟被门缝里漏进来的风吹得晃了晃。
关爷把茶杯放下。“你说桥值四十个亿。但四十个亿是把那块地卖掉。卖给谁？森田组？陈金龙？还是赤松？”
“卖给最先出价的那个人。”陆川开口了，“但不卖全部。桥是一栋七层楼。七层楼的地契不是一张纸——是可以拆开的。地铁新出口开在桥的东面，那么桥的东侧一层到三层的商业铺面就是最值钱的部分。把这一部分卖给赤松——他做地产，他的客人需要地铁口的铺面。桥的西侧，卖给森田组——他们需要地盘，我们就给他们一块地盘的边角。桥本身——楼上那几层——留着。那是关爷的根。”
“你刚才说把楼拆开卖。”关爷重复了一遍。
“不是拆楼。是拆分产权。日本人做不动产可以做区分所有权——一栋楼，不同楼层可以归不同业主。桥有七层。底层临街铺面最值钱，卖给最需要的人。楼上几层，留着——那是互助会的牌子挂过的地方。关爷，您说桥是根。根不一定要整栋楼攥在手里。根可以是六楼那一间房——当年互助会七个人挤在六楼睡过觉。把那一间房留着，就是根。”
关爷沉默了很久。他转头看着壁龛里那幅“静水流深”的字画——赤松敏宏送的，京都裱的，三年前挂上去的。他说：“赤松这个人，你跟他下过围棋没有？”
“下过。那天在你这里，他走之前约我下棋。”
“他赢了你还是你赢了他？”
“没下完。他说围棋太慢，下次换别的。”
关爷把茶壶提起来，给陆川倒了一杯茶，又给钟亦鸣倒了一杯。茶汤是深琥珀色的，冒着热气。“赤松从来不跟人下没下完的棋。他把每一步都想好了，包括最后一步。如果桥要拆开卖，跟他谈的人不是我——是你。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“准备好了。”
“不够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光知道不够。你要赢他，就得先知道他会怎么赢你。赤松做地产，但他不买地——他买的是规则。他把每一块地的产权都拆成三份——一份给银行做抵押贷款，一份给政客做政治献金，一份自己留着当谈判筹码。你刚才说拆分产权，这招跟他学的？”
“不是跟他学的。”钟亦鸣推了下眼镜，“跟他学的还差得远。他的拆法是融资加政治，我能算出来的只是资本层面的拆法，按当前溢价和容积率做最优配置——这个他肯定早就在做了。但他的政治层面——比如怎么用一块地撬动住吉会的上层关系——那个我看不到。我的算力只够算数字，算不了人心。”
关爷看着他，又看了陆川一眼。“你在望道居见过老陈？”
“见过。年夜饭那晚他说枣到了，人还没到。后来我去望道居吃了第一顿饭——吃了长寿面，临走他让我把这根红绳系上。”
“老陈在北海道挖煤的时候，赤松的祖父正在满洲挖万人坑。老陈的工友死在矿坑里，骨头都没人收。赤松的祖父死在满洲，至少还有个切腹的刀。这两个人的孙子现在要在歌舞伎町坐下来谈生意——你说，老陈会不会同意你把桥卖给赤松？”
陆川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我不是把桥卖给他。我是用他。”
“怎么用？”
“赤松想要地铁口的铺面。给他。铺面在他手里，森田组就不敢动桥——因为动了桥就等于动了赤松的铺面。森田组怕赤松。陈金龙也怕赤松。赤松那块铺面就是桥的防火墙。我卖给他一块地，他帮我挡两路人马。”
关爷沉默了几秒。“这是老陈教你的？”
“不是。老陈教我‘树和贼的活法不一样’。树是扎根，贼是捞一票就走。但桥既不能扎根也不能捞——桥是船。把人渡过岸，船可以不要。”
关爷站起来，走到文件柜前面。打开铁皮柜子，从最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——袋子上盖着红色的“绝密”印章，和他在规矩会上给陆川的那个一模一样。他把文件袋放在矮桌上，推到陆川面前。
“这是桥的全部材料——土地登记簿、房产证、税务记录。你拿去。桥的事，从今天起你说了算。”
陆川接过文件袋。“关爷，还有一个问题。陈金龙——他最近在找我们的人麻烦。码头的铁锚说陈金龙的人在东京湾卸货的时候抢了他们一批货，不是值钱的东西，但意思很明显——陈金龙想试探。他想知道关爷还手不还手。”
“码头的事我知道了。陈金龙这个人——眼里只有宗族，没有规矩。他手下的人跟他一样，只认福建帮，不认互助会。这次抢货，不是为货——他是想看看关爷还硬不硬。你把货拿回来，用你自己的方式。不用跟我说细节，我看着就行。”
“好。”
“最后一句——桥的事，陈金龙暂时还不知道地铁新站的消息。但他迟早会知道。你自己掌握时间。”关爷把茶杯端起来，又放下，“走之前，把那张地价图留下。”
“关爷要它做什么？”
“压在互助会的木牌下面。”关爷把茶杯放在那张地价走势图上，压住了红圈的一角，“等我死了，有人来问——关老头攥着这块地多少年，为什么最后放了？让他们看这张图。告诉他们——不是我放的。是一群比关某聪明的小子，用一根铅笔和一张报纸，把我说服了。”
陆川把文件袋放进帆布包。钟亦鸣站起来，把他的那张地价走势图留在关爷的茶桌上。临走前他回头看了一眼——关爷把互助会的木牌从吧台上拿过来，压在地价图上面。那块刻着七个人名字的黑色木牌，正好盖住了红圈的位置。
雨已经停了。陆川和钟亦鸣一前一后走出茶室，穿过枯山水庭院。白砂上的波纹被雨水冲得一塌糊涂，几块青石被淋得发亮。路灯照在白砂上，泛着一层潮湿的银灰色光泽。
走出院门的时候，陆川忽然停下脚步，回头对钟亦鸣说了句：“你父亲的事——关爷怎么知道？”
钟亦鸣把眼镜摘下来，在雨中擦了擦。“我父亲那批废钢进口批文，有一船货的目的港是横滨。横滨的接货人是关爷。那是关爷做过的第一笔大生意，也是最后一笔——他在那笔交易里认识了我父亲，也亲眼看着他从横滨回上海的船上被带走。关爷刚才没说完——他在那笔交易里赔光了所有的本钱。我父亲被抓了，货物被扣了，关爷欠了一屁股债，是互助会凑钱替他还的。他后来从不碰批文，也不碰航运——三不碰规矩里没有这两样，但他自己加了一条：不碰批文。他今天跟我提我父亲，不是为了戳我的痛处——是为了告诉我，他知道我是谁。”
陆川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两人踩着湿漉漉的柏油路，在歌舞伎町的霓虹灯影里穿行。自动贩卖机的嗡嗡声和远处弹珠房的电子音乐混在一起，像这座城市夜间的背景噪音。
“你跟老陈也提过你父亲？”陆川问。
“提过。”
“他说什么？”
“他说：‘你父亲的命是你父亲的。你的命是你的。不要替你父亲活着，也不要替你父亲死。他只做错了一件事——他以为规则是可以被一个人打破的。规则只能被一群人改变。’”
陆川把帆布包的带子往肩上提了提。包里装着桥的地契——一栋七层旧楼的全部身世，压在牛皮纸袋子里，和那颗干枣放在一起。
回到公寓已经快半夜。雨停了，但空气还是湿的，巷子里积水映着霓虹灯的颜色，红一片蓝一片。阿虎正坐在榻榻米上掰着指头算账，面前摊着一本摩托车杂志和几张皱巴巴的钞票。他在算自己存了多少钱——工地的日薪涨到一万八之后，每个月能存下将近一半。再干四个月就能买辆二手的川崎，真由美说台场那边有个修车厂老板是她爸的朋友，能把最烂的引擎修成新的。
“陆哥，你说我买摩托车划不划算？”他抬头问。
“不划算。”陆川把帆布包放好。
“为啥？”
“因为你没驾照。”
“真由美说她可以教我——”
“她教你飙车还是教你考驾照？”
阿虎闭嘴了。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：“那我先考驾照。考完再买。”
阿绣正跪在墙角，面前摊着由纪送的那块银座西装店的碎料子。料子太小，做不了一件完整的衣服，他把它裁成了几块小方巾，每一块都锁了边。陆川问他给谁做的，他说：“清明快到了。互助会那七个前辈的骨灰洒在东京湾，家里人不能来烧纸，也不能扫墓。我想清明的时候把这几个烧给海，至少有人给他们烧东西。”
海生从角落里探出头。“阿绣，你绣的字是什么？”
阿绣翻过方巾的一角，上面用红线绣了一个“義”字——和关爷那块互助会木牌上的字一模一样的字体，朱砂填嵌的笔锋，他用红线一针一针地描了出来。方巾太小，字只能绣得指甲盖大，但他把每一道笔锋都描了出来——起笔的顿笔、收笔的回锋、笔锋转折处的锐角，全是用不同方向的针脚叠出来的。七个字，七块方巾，他绣了整整三个晚上。
窗外，远处的摩天轮熄了灯，最后一缕霓虹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落在榻榻米上。阿虎把钞票折好塞进枕头下面，翻身打了个哈欠。海生把耳机摘下来，在笔记本上写下今天最后一条记录——关爷茶室的坐标。阿绣把最后一块方巾的线头收进针眼里，咬断线，把七块方巾叠好放进帆布包袱。钟亦鸣把新借来的经济学原理夹上书签放在枕头边，摘下那副二手眼镜，揉了揉被镜架压出红印的鼻梁。
六叠榻榻米上，十四个人横七竖八地躺着。有人在打鼾，有人在说梦话，有人在翻身的时候把脚搭在了别人肚子上。陆川没有睡。他靠在窗边，透过那条窄窄的缝隙看着外面——歌舞伎町的霓虹还亮着几块，在湿漉漉的空气里晕成模糊的光斑。
帆布包里，桥的地契压着军用匕首，匕首压着那颗干枣。手腕上的红绳在黑暗中微微反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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